约莫两个小时后，陆泽就收到了一份关于大摩机构经纪部起草、律所初步审查过的总收益互换（TRS）标准主协议，他大致翻了翻，脑海中想的是这个工具的妙用。
从某种意义上，如果你是穿越者，并且能够和投行做TRS，那么它简直是一个完美的看多工具。
它可以提供五倍甚至十倍的杠杆，并且在未来联储实行零利率后，陆泽可以把利息压得非常低。于是乎五十亿可以当几百亿去买入那些大型的标的，比如苹果或者谷歌之类。
唯一要注意的是不被短期下跌干爆仓。
这样想着，陆泽合上文件，又翻开另几摞企业的资料。
对于陆泽来说，这个周五和往常并没有太大区别，是安静的、平平无奇的一天。
但在两百多英里外的华盛顿特区，这几天大概会是今年最嘈杂、最热闹、也是气氛最诡异的几天。
因为全人类现代金融体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权力最集中、也最绝望的一次物理聚合，正在特区宪法大道与宾夕法尼亚大道之间的几个街区里无声地上演。
每年十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的年会都会把全世界管钱的人聚到华盛顿来。
两家机构的总部就在十九街两侧，隔街相望，中间那片几个街区的范围，在这一周里会变成全球金融权力的物理中心。
一百八十多个成员国的财政部长、央行行长、副手和技术团队，加上国际金融协会（IIF）同期召开的年度会员大会（这是全球大银行、保险公司、资产管理机构和主权基金的行业组织）两条人流在同一个街区里交汇。
正式议程通常是沉闷的。一场接一场的全会、委员会会议、新闻发布会，讲稿事先写好，措辞由各国代表团来回斟酌过十几遍，最后形成一份谁都不会反对、也谁都不会认真执行的公报。
真正的内容从来不在议程上。
它在威拉德酒店和四季酒店的套房里，在双边会谈那四十五分钟的窗口里，在晚宴上换座位时的两分钟闲聊里。
一个财长在华盛顿待四天，官方活动占三成，剩下七成是跑场——一天五六场闭门会，和十几个国家的同行、几十家大机构的负责人握手、交换判断、互相摸底。
在以往的年会上，这些掌管着全球流动性闸门的人通常穿着考究的定制西装，在威斯汀或者丽思卡尔顿的宴会厅里端着香槟，用晦涩优雅的外交词令讨论着贫困削减、汇率微调与多边贸易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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