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的话，我不敢改。”
他把章程往前推了推，铅笔放在旁边。铅笔在桌面上滚了半圈，停在章程第一页的边缘。
“在座各位都是基金会董事，都对基金会的未来负有责任。我尊重提案人的初衷，也理解扩大资助范围的逻辑——医疗、环保、扶贫，每一项都是值得做的事。但章程第一条是太奶奶亲手写的，她用这八个字管了一辈子——从军需处的采购单到基金会的拨款单，从评审小组的印章到每一份受助学生名单，规矩从来没变过。
她管军需的时候有人劝她放宽验收标准，她说每一颗子弹都要验过再发——卡壳的、受潮的，一律退回去。她做投资的时候有人劝她别用三签制，说审批太慢会错过时机，她说一颗子弹打错地方伤亡的是一个兵，一笔交易做错了方向亏的是几百个家庭的钱。
她成立基金会的时候有人问她为什么只资助教育，她说教育改变的是人——铁路被关东军占了，仓库被改成冷库了，帅府变成陈列馆了，但她在榆树资助的那些孩子，他们长大了当老师、当医生、当工程师，这些人是不会被任何人占的。”
他停下来，目光扫过长桌两边的每一张脸。
“今天如果要在她的字上改一笔，我不能代她做这个主。你们谁敢改，先在这张纸上把自己的名字签了。签在太奶奶名字旁边——她签的是于凤至，三个字端端正正。谁觉得自己的信誉能跟她并列，谁就签。”
会议室里安静了很久。提案人低头看着那份泛黄的章程，手指在提案封面上轻轻敲了两下，然后停下来，没有再说话。其他董事也没有人动。铅笔放在桌上，没有人去拿。
那份手写章程静静地躺在会议桌正中央，第一条旁边于凤至亲笔画的圈还清清楚楚——铅笔线条已经有些模糊了，但圆圈没有断，一笔画到底。窗外又传来一声渡轮的汽笛，比刚才更远，像是已经驶出了港口。
张明远等了好一会儿，然后拿起那份章程，放回铁柜子里。他从口袋里掏出钢笔，在备注栏里写了一行字：二〇〇五年董事会决议，章程第一条不改。全场无人签字。字迹端端正正，入纸三分，跟太奶奶在芝加哥钢铁合同上签字的力道一模一样。
散会后他独自坐在办公室里，窗外的渡轮已经驶远了，河面上只剩下一道逐渐消散的白色尾迹。夕阳从西窗斜射进来，落在大算盘上，骨珠泛着暗金色的光泽，最右边那颗微微凹进去一圈——那是太奶奶拨了大半辈子磨出来的凹痕。
他把大算盘从玻璃柜里取出来，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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