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五年秋天，凤鸣基金会董事会上，有人提议修改章程第一条。
提议者是一位新加入不久的董事，四十出头，西装革履，哈佛商学院毕业，说话条理清晰，在华尔街有一家自己的投资公司，管理着十几亿美元的资产。
他提前两周提交了一份详细的提案，附了数据分析、同行对比和可行性评估，装订得整整齐齐，封面上印着“凤鸣基金会章程修订建议案”几个烫金字体。基金会成立四十多年，从最初三十七名受助学生发展到覆盖全国八个助学点，年度拨款额增长了上百倍，资金储备充裕，他认为应该把章程第一条从“只资助教育，不问其他”改成“以资助教育为主，兼顾其他公益领域”——医疗、环保、扶贫，基金会都有能力涉足。扩大资助范围能扩大影响力，影响力扩大了，基金会就能帮到更多人。
他在会上陈述了将近二十分钟，数据翔实，逻辑清晰，语气也拿捏得恰到好处——既表达了对基金会传统的尊重，又委婉地暗示章程已经跟不上时代。他说话的时候手指轻轻敲着那份提案的封面，节奏不快不慢，像在敲一张已经有了答案的考卷。几个董事微微点头，有人翻开提案的附录部分仔细看里面的数字，有人把目光转向长桌尽头的张明远。
张明远坐在那里，面前放着那枚豁了口的旧印章和一支铅笔。他从头到尾听完了整个陈述，没有打断，没有记笔记，只是把铅笔拿起来，在手里转了转。铅笔杆上还没有牙印——这是他自己的笔，用了几年，笔杆上的漆还亮着。然后他站起来，走到铁柜子前面，用钥匙打开最下面那层抽屉，从里面取出一个泛黄的文件袋。
文件袋的封面用铅笔写着“基金会章程原件，一九六〇年”，字迹清瘦有力。他解开文件袋上的棉线，从里面抽出那份手写的章程——纸张已经有些发脆了，折痕处用透明胶带仔细补过，边角磨出了毛边。他把章程放在桌上，翻到第一页。
“这份章程是太奶奶一九六〇年写的。第一条——本基金会以资助乡镇教育为宗旨，不分地域、不分民族、不分政治面貌，只看成绩和品行——她用铅笔写在这张纸上。写完之后她跟我说过一句话，我现在还记得每一个字。”
他停了一下。会议室里安静得能听见窗外哈德逊河上渡轮的汽笛声，那声音低沉而悠长，从河面上慢慢压过来，像一把钝刀缓缓划过玻璃窗。
“她说基金会不属于她，不属于我，不属于任何一个个人。它属于每一个在算盘上练字的孩子。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是她说的。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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