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了妹妹们提供的、带有明显“安排”痕迹的过渡方案，对***而言，意味着真正的、赤裸裸的“从零开始”，比他预想的更加艰难，也更加……真实。真实到近乎残酷。
离开那间短暂敞开又迅速关闭的出租屋，他背着那个鼓鼓囊囊的帆布包，像个真正的、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漫无目的地走在早春依旧料峭的街头。阳光明亮，却驱不散他骨髓里透出的寒意和对庞大陌生世界的无所适从。他口袋里只有出狱时发放的、少得可怜的、仅够几天饭费的“路费”，以及妹妹们留下的那部只能接打电话的老年手机，里面存着那串他绝不会轻易拨出的号码。
第一晚，他是在火车站附近一家最便宜的大通铺旅社度过的。二十块钱一晚，几十个床铺挤在空气浑浊的地下室里，汗味、脚臭味、劣质烟草味混合在一起，鼾声、咳嗽声、梦呓声此起彼伏。他几乎一夜未眠，僵硬地躺在坚硬的床板上，听着周围各种声响，感受着身下薄薄褥子传来的、属于无数陌生人的、带着可疑污渍的触感，心里一片荒芜。但他没有逃跑，只是睁着眼，看着天花板上斑驳的水渍，直到天光微亮。
第二天，他开始寻找“最苦最累、没人愿意干的活儿”。他去了城市边缘的劳务市场，那里挤满了和他一样、眼神茫然、寻找机会的农民工，以及一些眼神精明、招揽临时工的工头。他没有任何技能证明，没有身份证（出狱证明不能用作常规身份证件），年纪偏大，身形瘦削，更重要的是，当工头或雇主得知他刚刚“出来”，眼神立刻变得警惕、疏离，甚至带着毫不掩饰的嫌恶，连连摆手：“我们这儿不要，不要，你找别家吧。” 一次，两次，三次……每一次被拒绝，都像一盆冰水，浇在他本就忐忑不安的心上，也让他更加清晰地认识到，额头上那个无形的“劳改犯”烙印，在这个现实社会里，是多么沉重而刺眼。
他试着去建筑工地，想当小工，搬砖、和水泥。工头打量了他几眼，嗤笑道：“你这身板，能搬几块砖？别没干两天累趴下，我还得给你看病钱。走吧走吧，这儿不缺人。” 他无言以对，只能默默转身离开。他又去了一些招搬运工的仓库、物流点，得到的回应大同小异。要么嫌他没力气，要么一听背景就摇头。
三天过去了，他口袋里的钱急剧减少，工作却毫无着落。焦虑和饥饿像两条毒蛇，噬咬着他的神经。他开始降低标准，去一些小餐馆询问是否需要刷碗、打扫卫生的杂工，甚至去问环卫站是否需要临时清洁工。但即便这样最底层的工作，也因为他的“身份”和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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