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艳红的声音有些发干，她努力维持着平静，“我在深城，也只是个打工的，刚稳定下来，住的地方很小，工作也很忙，压力很大。哥哥他们……过来，恐怕不太方便。深城生活成本太高了，竞争也激烈，找工作没那么容易。要不，让哥在老家那边再找找看，或者去省城……”
“红啊！” 母亲的声音陡然拔高，打断了她的委婉拒绝，带着哭腔和不容置疑的强势，“那可是你亲哥！是你亲侄子！他们在家实在是没法子了才想着去找你！你就忍心看着你哥你嫂子还有小虎子吃苦受穷？你在那大公司，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帮帮你哥怎么了？不就是找个住的地方，指点一下门路吗？能费你多大事？你是不是现在翅膀硬了，眼里就没这个家了？没你哥你爸妈了？”
一连串的指责，像冰冷的石头，砸在张艳红心上。又是这样。每次她试图表达一点困难，一点自己的处境，换来的永远是“不孝”、“没良心”、“翅膀硬了”的指责。仿佛她在大城市的光鲜（他们想象中的）是凭空得来的，而她所有的辛苦、压力、如履薄冰的挣扎，都微不足道，都应该理所当然地为那个永远长不大的哥哥和那个永远填不满的家让路。
“妈，我不是那个意思……” 张艳红感到一阵深深的无力，胃部熟悉的隐痛又开始蔓延。她靠在路边的栏杆上，看着眼前车水马龙、霓虹闪烁，却觉得无比寒冷和孤独。
“不是那个意思是哪个意思？” 母亲的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你哥他们已经买好票了，后天下午就到！车次我短信发你。你到时候请个假，去火车站接一下！安排好住的地方！就这样，家里还有事，挂了！”
“嘟—嘟—嘟——”
忙音响起，干脆利落，不留任何回旋的余地。母亲甚至没有给她再次开口的机会，就用一贯的、不容分说的方式，将“安排”砸在了她头上。
张艳红保持着接电话的姿势，在喧嚣的街头站了许久。晚风吹起她额前的碎发，冰凉地贴在皮肤上。她看着手机屏幕上母亲发来的短信，短短一行字，写着车次和到达时间，像一个不容更改的、冰冷的判决。
后天下午。后天下午。
她刚刚从一场职场风暴中惊险逃生，还没来得及舔舐伤口，享受片刻安宁，另一场来自家庭、更让她无力招架的风暴，已经挟着亲情与道德的大棒，呼啸而至。
哥哥一家要来了。不是商量，是通知。不是探亲，是“投奔”。
她该怎么办？
拒绝？母亲那句“不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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