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发现这么多棱角。后来他曾对这一点大为惊异，他也常常拿自己这种古怪的功能开心。他还能准确地区分花束中各种花朵之间接触的线条，甚至能看出这朵花或者那朵花处在哪个位置才能显得鲜艳夺目。他初次体验到这种感觉是在1930年深秋季节，在东京。当时他和保安处派驻东京大使馆的间谍头子在市区一条大街上漫步，在东京银行大楼附近，突然迎面走来一个老熟人。此人是他早年在海参团认识的，当时是反间谍机关的一名军官，在国外，到处能够遇见中国人；他们对什么都能适应，可就是过马路时总违反交通规则；后来李广元根据这个特征在国外认出不少同胞。这时，只见老乡横穿马路向他跑过来，热烈地拥抱着他，以至于公文包从自己手里掉下来。老乡抱着他高声喊道：“老李，亲爱的”
在大连，他们相互之间称呼“您”。令人可笑的是，想不到他有朝一日会亲呢地称呼他“老李”，而不再尊称他“李班长”。这是侨居国外的中国人的特点：他们常常把素不相识的同乡当成朝夕相处的同事，而把熟人，即使是偶然见过一面的熟人当成亲密无间的朋友。李广元也准确地察觉到这一点，所以他很不乐意去国外出差，尤其是美国和英国那里有许多中国侨民，但他又不得不经常去往这两个城市。那次同老乡不期而遇，李广元准确地做出一副蔑视而又迷惑不解的表情，用食指做了一个厌恶的手势，推开了老乡，后者像挨了打似的馅媚地微笑着走开了。此刻，李广元发现他的衣领特别脏。他的领子上有各种精确的色调：白色、灰色和浅黑色。后来他回到旅馆，做了一个实验，把这些颜色在纸上画出来。他敢打赌，他画的决不比照相机拍摄的差，可惜当时无人和他打赌。就在这次东京街头邂逅之后，李广元对医生说，他的视力出了毛病。医生认为他由于经常过度疲劳引起左眼粘膜发炎，于是半年后他遵照医嘱戴上了墨镜。他知道，眼镜，尤其是墨镜可以改变一个人的面貌，有时会使人变得面目非。但是，在东京事件之后马上戴墨镜是不恰当的，此后应该有半年的准备阶段。在这半年时间里，苏联驻东京关自然要密切监视任何人的动静，看看他们中间有没有人对那个老乡产生兴趣。日本人终究没有对他产生兴趣，大概保安处的那个军官认为这个穿着破鞋和脏衬衣的穷愁潦倒的中国侨民是一个不值得重视的小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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