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去的路上，梁一飞一直在想那个瘦女人讲得话。
说是自己找她聊天，其实从头到尾，几乎都是在听那个瘦女人自己碎碎念。
她的那些话，不能讲全有理，但的确有很现实的一面。
以前厂子里的这些工人，从年轻时候开始，就像一颗螺丝钉，死死的钉在一个岗位上一辈子，加上终生铁饭碗和微薄的收入，让他们即没有条件，也没有动机和能力去学习其他知识，充实自己。
大规模的改革之下，资本的逐利性，导致这批人唯一的下场就是只能被牺牲。
可归根结底，这些人本身并没有做错什么，至少在那个年代，绝大多数人都是过着一样的生活。
好人，坏人，懒人，勤快人，在时代的车轮下，并没有任何区别，只能被碾压而过。
对于他们而言，这并不公平。
对于国家而言，这是不得已没有办法的事，如果再不改革，最后的结果是所有人都要吃不上饭，之前出事的制药厂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虽然外商接手后，一批人生活陡然困难起来，可毕竟还有另一批在岗的人，收入提高了，久而久之税收提高、物资丰富，整个社会的大环境也会好起来。
可因为出了这个事故，外资撤离，制药厂重新被国资局收回去，厂子里所有人再一次吃起了最廉价的大锅饭，这锅饭能吃多久？最后的结果，恐怕是所有人都饿死。
作为一个企业家，梁一飞从来都认为，追逐利润没有错，甚至可以说，在法律的框架内，追逐利润，是企业家最大的道德。
可是今天这趟厂区之行，给他的内心带来了一丝触动。
难道，企业家个人价值的实现，一定要建立在牺牲一批底层的基础上？
个人的智慧能力，穿越带来的优势，难道就不能在实现个人理想的前提下，再去让更多的普罗大众过得更好一些吗？
也许自己穷尽一生，也没法让多少人过得很好，可就像那个故事里说的那样，小男孩救不了全世界被搁浅的鱼，能救一条是一条，因为对于被他救下的任何一条鱼而言，鱼的整个世界，会因此而改变。
以前他跟记者聊，跟梁副处长聊，满口仁义道德，内心全是自我利益。
可今天，他是第一次认真的思考，企业家，到底要不要担负起社会责任。
从社会上攫取利润，踩着数不清的底层的尸骨爬上巅峰，那是不是应该对这个社会负责，对那些成为垫脚石的尸骨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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