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给机器去做——你的手会变得很笨。不是忘了，是生疏。生疏了还能重新练回来，但需要时间。”
“就像你回调那样？”周雨问。周明远看着她的眼睛，忽然意识到她早已不只是那个画暖色手和亮色手的孩子了——她已经能用自己的方式把父亲这些年经历的一切串联起来。“对，像我回调那样。”
她想了想，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又抬头看了看展厅里那些正在用脑电波控制机械手的人。“那我还是多用手吧。万一哪天机器坏了，我还能自己吃饭。”她把手举起来，做了一个握拳的动作，像是在确认自己的手指还能动。然后她转身往下一个展区跑去，书包在背上左右晃荡。
十月下旬，新加坡。张薇站在奥姆尼脑机融合前沿实验室的茶水间里，手里端着一杯已经凉透的咖啡。窗外菩提树的叶子还是绿的，但雨季已经结束，空气中不再有那种黏稠的湿气。她刚从安德斯·林奎斯特的办公室出来，在刚刚结束的内部论证会上，安德斯正式表态——他支持在增强应用方向推进之前，先完成至少一个完整年度的非人灵长类动物安全观察期，并将人类健康志愿者的招募时间从原计划的大幅后延，给伦理框架的制定留出更充分的时间窗口。
他在会上说了一句让在座所有人都意外的话——“如果回调数据告诉我们，一个已经历过完整回路的神经系统仍然会在惯性平台上徘徊那么久，那么对于从未接触过意识映射的健康大脑——那个平台只会更长。不是因为我们做得不够好，是因为大脑需要时间。”
张薇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打开那本黑色封面的工作日志。这本日志她写了快两年，从星核科技的NGI-7测试开始，到新加坡的每一次算法迭代、每一次伦理审查、每一次和安德斯的争论。她翻到最新一页，写道：“安德斯今天正式表态。回调数据的关键作用不在于技术验证，而在于它改变了项目的时间框架。一组长期稳态数据比任何理论推导都更清晰地揭示了一个事实——大脑的适应速度是有上限的。技术可以加速，但适应不能。这是这套数据对意识映射项目最根本的约束。”
然后她拿起手机给周明远发了一条消息。之前她已经把玛丽亚·冯那封邮件转发给了他，今天她补充了一段自己的话——“你的数据现在不仅在布鲁塞尔的公约里——它也在新加坡的项目时间表里。安德斯把增强应用的健康志愿者招募时间后移了，等待期参考了你的回调时长。这也许不是你当初选择回调时想过的用途——但它也许是你那四轮回调最远的一道涟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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