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几个是他亲手带出来的徒弟，现在还在绥芬河沿线各站守着。这些照片上都有他们的脸，但他不说，吉田就不知道他们是谁。
吉田把一叠转运单复印件摔在桌上。
“你替于凤至做了十几年转运，她的转运站从哈尔滨到海参崴，每一批钢轨和枪管都是你签的字。我们手里有你的签名样本——你签过字的转运单至少有几百份。你不说，我们也能查出来。”
谢苗诺夫看了他一眼，没有回答。他在心里把那些转运单的编号从头到尾过了一遍——民国十三年第一批钢轨，编号HRB-001；民国二十年第一批磺胺，编号HRB-S-001；民国三十一年最后一批钢轨，编号HRB-347。每一批的编号他都记得，每一批的签收人他都记得。
后来吉田开始动刑。水刑、电击、拔指甲——宪兵队的手段一样一样用在他身上。他被绑在一把铁椅子上，椅子腿焊死在地面上，每次通电的时候他的身体会猛烈抽搐，后脑勺撞在椅背上砰砰响。手指上的指甲被一把生锈的老虎钳一片一片拔掉，右手食指和中指肿得像两根胡萝卜，血凝固了又被水冲开，冲开了又凝固。但他还是什么都不说。
吉田最后一次来审讯的时候，把一份转运单存根放在他面前。
那是民国三十一年十一月最后一批钢轨的存根，纸张已经有些皱了，但字迹还清清楚楚——签名栏里是他的笔迹，潦草但端正，每一个字都入纸三分。旁边还加了一行小字：本批钢轨已验收入库，质量合格。
谢苗诺夫低头看着那张纸，嘴角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把目光移开了。他想起签这张存根的那天，哈尔滨下了入冬第一场雪，转运站的铁皮屋顶被雪压得吱吱响，他在签单室里对着煤油灯写下了这行字。窗外松花江上的拖船正在破冰，汽笛声穿过风雪传进来，跟今天一样冷。
“如果你愿意合作，我们可以考虑减刑。”
谢苗诺夫终于开口了，声音很轻，吉田不得不凑近去听。他手上那些被拔掉指甲的伤口还在往外渗血，一滴一滴落在水泥地上，在昏暗的灯光下看起来像一颗颗暗红色的小石子。
“我这辈子签过几万份转运单。每一批都按期到港。转运站的航线，我从来没断过。”
他的伤太重了。手指上的伤口感染，高烧不退，又得不到治疗。牢房里没有床，只有一堆发霉的稻草，他躺在稻草上，嘴唇烧得干裂，但始终没有再开口说一个字。
临终前他用还能动的左手从衣服夹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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