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文杰。字迹没有于凤至那么清瘦有力，但一笔一划都端端正正，跟他在哈尔滨转运站物资清册上签字的力道一模一样。
随着基金会逐渐扩大，助学点从东北三省延伸到陕北、云南，拨款金额每年都在增长，审批流程也越来越复杂。有人开始劝他放宽标准：资助对象太多了，逐个审核效率太低，不如按地区统一拨款，省时省力。还有人暗示基金会资金充裕，可以把一部分拨款用于投资增值，再拿收益扩大资助规模，这样能帮更多人。
方文杰听了没有反驳，只是在一次执行长例会上把墙上那张哈尔滨转运站的照片取下来，放在会议桌上。照片在众人面前传了一圈，每个人看到上面堆积如山的弹药箱和绷带包，都安静下来。
“这张照片是民国二十二年在哈尔滨拍的。那时候每一箱弹药出库都要三个人签字——申请的人知道前线缺什么，审批的人知道库存有多少，验收的人知道标准是什么。夫人定的规矩，转运站用了十几年，从来没有出过一次差错。”
他把照片翻过来，背面还有一行褪色的铅笔字——民国二十二年哈尔滨转运站首批物资验收入库，全部合格。“后来转运站被关东军查封，这些档案是孙参谋一箱一箱从火堆里抢出来的。我能在这里跟你们开会，是因为有人用命保住了这些规矩。现在基金会拨款单上也走三签制，跟当年一模一样。我答应过夫人的事，每一件都要做完。她的规矩不是省时间用的，是保底线用的。今天你省一天审批时间，明天就可能有一个该资助的孩子被漏掉。我们漏得起，那个孩子漏不起。”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提议放宽标准的人低下头，没有再说话。
方文杰在基金会执行长的位置上一坐就是十五年。十五年间他审批了上万份拨款单，每一份都走完三签制，每一份都留了备注卡。他每年年底都会亲自去东北三省走访受助学生。
有一年冬天他在榆树县第一小学的教室里看见黑板上写着一个“铁”字，金字旁写得特别大。
他问是谁写的。一个扎马尾辫的女老师站起来。
“是我——于小凤。”
“这个字是你自己想的吗？”
“是夫人教我奶奶的，我奶奶教我，我现在教学生。”
方文杰站在黑板前面看了很久，然后走过去拿起粉笔，在旁边也写了一个“铁”字——金字旁写得端端正正，力道不轻不重。
“这两个字要并排挂在墙上。”他说完把粉笔放回粉笔盒里，转身对于小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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