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〇年秋天，于凤至在曼哈顿下城的基金会办公室里，把一份手写的章程放在方文杰面前。
办公室的窗户半开着，哈德逊河上的渡轮正在缓缓靠岸，汽笛声穿过玻璃窗传进来。窗外梧桐树的叶子刚开始泛黄，阳光斜斜地照在办公桌上，照在那只旧算盘和摊开的章程上。
“基金会的规矩跟我管军需时一模一样——申请的人知道需求在哪里，审批的人知道库存有多少，验收的人知道标准是什么。三把锁，缺一把都不行。”
她把章程翻开到第一页，指着第一条，“这一条永远不改——只资助教育，不问其他。以后你就是执行长了，每一笔拨款单上都要签你的名字。签字之前，把每一个数字都拨一遍。拨完了，心里有底了，再签。”
方文杰双手接过章程。纸张还带着于凤至手掌的温度，字迹清瘦有力，每一个字都端端正正，跟她二十多年前在哈尔滨转运站的物资清册上签字时一模一样。
他低头看着第一条——本基金会以资助乡镇教育为宗旨，不分地域、不分民族、不分政治面貌，只看成绩和品行。这句话他从哈尔滨转运站听到纽约，听了二十多年，每一个字都能背出来。他想起民国二十二年转运站初建时，于凤至站在堆积如山的弹药箱前面，把一份物资清册放在他手里，说的话跟今天几乎一字不差。
“夫人，我记住了。”
他走出办公室，回到自己那间小小的执行长办公室。房间不大，一张木桌、一把椅子、一个铁柜子，窗外能看见哈德逊河的一角。
把章程放在桌上，从随身带来的旧手提箱里取出一个相框——照片是民国二十二年在哈尔滨转运站拍的，背景是堆积如山的弹药箱和绷带包，他站在最右边，手里捧着一本物资清册。照片已经泛黄了，边角有折痕，但弹药箱上贴的封条还看得清清楚楚——每一张封条上都盖着那枚豁了口的旧印章。
他把照片挂在办公桌正对面的墙上，这样每天坐下来第一眼就能看见。挂好之后他退后一步看了看，在照片下面用钢笔写了一行字：从军需到教育，换的是物资，不换的是规矩。
基金会刚起步时只有三十七名受助学生，全部来自东北三省。方文杰亲自审核每一份申请表，按照于凤至留下的编号规则逐一归档——年份加地区加序号，跟当年转运站物资编号的格式一模一样。
他在每份申请表上都留了备注栏，记录学生的家庭状况、学习成绩和资助金额。第一年拨款单上的审批栏里，他签了自己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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