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三年秋天，老科恩正式退休。他把科恩资本的办公室钥匙交给儿子小所罗门·科恩那天，请闾珣来做了见证。
三个人在老科恩的办公室里坐了一会儿，墙上还挂着那张泛黄的餐巾纸——铁矿砂、焦煤、高炉、平炉、轧机、库存、订单，铅笔画的线条已经有些模糊了，但每一个方块都还清清楚楚。
老科恩指着那张餐巾纸对儿子说了一句话：“这张纸我挂了四十二年。你在商学院学的那套我都知道，但你得先看懂这张图，再跟闾先生谈合作。”小科恩点了点头，礼貌地送闾珣到电梯口，握手告别时的力道恰到好处。
小科恩跟父亲不一样。老科恩是从交易员一步步做上来的，没有读过商学院，办公室里的彭博终端旁边放着一只从唐人街买来的小算盘，一辈子不会拨，但一辈子没扔掉。
小科恩是哈佛商学院科班出身，办公室里放着三台计算机，决策靠的是量化模型和蒙特卡洛模拟。他对父亲那代人的投资方法有一种不加掩饰的怀疑——算盘、供应链图、人情账本，在他看来都是前计算机时代的古董。
这次合作谈判是他接班后第一次与凤鸣投资打交道，他提前两周让分析师团队做了一份计算机模型评估报告，把钢铁股未来三年的走势拆成六种情景，每一种都附了概率权重。报告装订得整整齐齐，封面上印着科恩资本的烫金标志，厚厚一沓，每一页都有脚注和数据来源。
第一次合作谈判在凤鸣投资的会议室里进行。长桌上摆着咖啡和矿泉水，两边的分析师各自坐在一侧，笔记本摊开，钢笔帽拧开。小科恩把那份计算机模型报告放在桌上，翻到第一页，用一种客气但不掩傲慢的语气问出了第一句话。
“闾先生，在开始之前我想先确认一件事——听说贵公司还在用算盘审计，这是真的吗？”
闾珣没有立刻回答。他面前放着一只旧算盘，骨珠磨得发亮，最右边那颗泛着暗金色的光泽。他看了小科恩一眼，然后把那笔交易涉及的五家公司供应链图表从文件夹里取出来，一张一张摊在桌上。
从南非的铁矿砂到宾夕法尼亚的焦煤，从五大湖区的平炉到芝加哥的轧机，每一个环节的运输周期、库存周转天数、供应商的合同到期日，全用铅笔标得清清楚楚。图表是手绘的，每一笔都端端正正，跟会议室墙上挂着的那张三签制原件上的笔迹一模一样。
“科恩先生，您的计算机模型里有没有算过南非铁矿砂供应商的罢工概率？”
小科恩愣了一下。“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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