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七年春天，墨西哥湾新探区第一口探井出油的消息传到纽约，凤鸣投资公司交易室里爆发出罕见的掌声。
闾珣站在报价机前，看着芝加哥石油股的行情在纸带上跳出一串陡峭的上升线——探明储量比勘探报告最乐观的预期还高出两成，股价当天涨了近一成半。
接下来三个月，公司季度利润连创新高。墨西哥湾项目的账面浮盈在半年内翻了一倍，分析师在报告里用“精准”和“前瞻”形容这笔投资。
董事会上所有目光都聚在闾珣身上，几张老面孔争相发言，话说得一个比一个热。“闾先生，这口井的储量还远未见顶，现在追加仓位正是时候。”
“市场反应比预期慢半拍，我们在别人反应过来之前再加一成，利润至少还能翻一倍。”
“技术上的风险已经在第一口井上验证过了——第二口井只会更稳。”
闾珣坐在长桌尽头，听着这些他本该警惕的溢美之词。他想起母亲说过的话——成功是最危险的时刻，但此刻成功的轰鸣太响了，响到他听不见那句警告。
他做了第一个追加仓位的决定。追加金额在安全线之内，审批流程走完三签制，风控主管彼得森签了字。追加之后项目的总敞口已经接近那行红字——他亲手写在建议书封面上的“自有资金占比上限不超过净资产三成”。
然后他做了第二次追加。这一笔踩在红线上，一分不多，一分不少。
彼得森把风控报告递给他时，比平时多停留了片刻。
“闾先生，墨西哥那边最近在调整外资油田的税率，还没有定论。我建议等税率政策明朗化之后再考虑进一步追加。”
“墨西哥的税率调整传了两年了，每次都没落地。”
彼得森没有再说什么，签了字。闾珣看着那份风控报告，注意到彼得森在备注栏里写了一行字：政治风险敞口未纳入本次核算，建议下次董事会专项讨论。他看了片刻，把报告放进文件夹里。
年底的董事会上，彼得森再次发言。他头发已经全白了，说话比年轻时更慢，但每个字都跟当年一样端端正正。
“闾先生，我提醒董事会注意两件事。第一，墨西哥湾深海油田的政治风险——墨西哥政府正在讨论修改外国投资法案，新法案一旦通过，外资在油田的权益可能被重新审查。第二，成本曲线——深海开采的边际成本随井深递增，第一口井的利润率不代表第三口井的利润率。我建议暂缓追加投资，等待这两个不确定性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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