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凤至是在一个寻常的星期二早晨写下遗嘱的。窗外的银杏树刚换了新叶子，嫩绿的叶片被晨光照得透亮。她坐在书桌前，铺开一张素白信纸，拧开钢笔帽，用她当年在评审小组批采购单时的正楷，一笔一划地写。
闾珣推门进来，手里端着刚沏好的茶，看见她面前那张纸，脚步停了一下。
“娘，你在写什么？”
“遗嘱。”
闾珣把茶杯放在桌上，在她对面坐下来。他没有说话，只是看着那张素白信纸。信纸上已经写了几行字，字迹跟多年前他在帅府账房见过的采购单批注一模一样——每个字都端端正正，每一笔都像是用尺子量过的。
“基金会的事已经安排好了。榆树、沈阳、上海的助学名额不变，每年发放日期按农历春节。基金会章程我已经签了字，以后由你执行。”
于凤至继续往下写，写到一半停下来，抬头看着他，“墓地的事也定了。墓碑朝向东北。碑上只刻名字和生卒年份，其余的字一概不刻。不需要任何头衔——我是帅府少奶奶，也是华尔街投资者，这些头衔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把答应的事都做完了。”
“娘，碑上真的一个字都不多刻？”
“不刻。我这辈子签过无数次字——军需采购单上签过，铁路合同上签过，离婚协议上签过，基金会捐赠书上签过。每一份签字都是我自己选的。墓碑上不签字了——只刻名字。名字是我爹取的，生卒年份是天定的。这两样就够了。”
闾珣低下头，把那份遗嘱草稿看了又看。窗外哈德逊河上货轮的汽笛声低低地压过来，他把草稿放在桌上，抬起头来时眼眶有点发酸，但没有让眼泪掉下来。
“基金会的事我记住了。墓碑的朝向我记住了。还有别的吗？”
“还有一件事。铁柜子里的档案——评审小组的旧合同、杨宇霆的抵押文件、周世昌的验货存根、皇姑屯之后张作霖临终前我记下的最后几笔记账、离婚协议、赵一荻的信——全部锁好，钥匙交给你。这些档案不用公开，也不用销毁。它们是东北军后勤线上的每一道签字——每一笔都有人经手，每一笔都有人批准，每一笔都有人核查。你以后管基金会，也要按这个规矩来。谁经手、谁批准、谁核查——三栏分开。”
“三签制。我从航运板块开始就用这套规矩了。每一份合同都走经办、批准、核查三栏，詹姆斯盯一栏，我盯一栏，娘以前盯一栏——后来你不盯了，换闾实从台北帮忙复核工程数据。这套规矩已经传了三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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