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大寿之后不久，于凤至又接到了张学良的电话。电话铃响的时候，她正在书房里核对基金会春季助学金的发放清单。闾珣接起电话，听了片刻，把听筒递给她。
“娘，是爹。从台北打来的。”
她接过听筒。电话那头是张学良的声音，线路杂音很大，但他说话还很稳。他九旬，她九旬。
“凤至，是我。上次你说闾珣把公司管得好，闾实在台北修横贯公路——闾实前两天来看我了，带了他儿子一起来。那孩子画了一辆坦克给我看，炮管画得比车身还长。我说你爹小时候也这么画，他说他知道——他爹跟他说过，他大伯小时候在帅府院子里也画过坦克，轮子画得跟土豆似的。他还会写品字了，说一口一口吃饭，一口一口说话。我问他第三口填了什么，他说还没填——留着。”
“闾珣小时候画的坦克还在我抽屉里。他那天趴在帅府院子里，画完用鹅卵石压住纸角，说轮子要画圆的。后来在大连码头，他把那颗鹅卵石塞进我手心，说下雨地滑就不会摔倒了。那颗鹅卵石现在还放在基金会的陈列室里——和程师傅的铁锅放在一起。”
“那口铁锅还在？”
“在。锅底敲着程师傅的铁匠印。陈列室墙上还挂着帅府的老照片，就是你爹叼着雪茄那张。科恩拄着拐杖来看过一次，说他在华尔街做了大半辈子投资，投过钢铁、石油、航运，从来没投过照片。他说张作霖的长相跟他想象的不一样——他以为东北王应该是满脸横肉，没想到是个瘦老头，眼神跟刀子一样。”
“我爹要是活着，听了这话大概又要拍桌子——‘老子哪里瘦了？老子这是精干！’”张学良在电话那头笑了，笑声沙哑，但中气还足。笑完之后他沉默了一会儿，再开口时声音比刚才轻了些。“凤至，我最近总想起皇姑屯那天晚上。你把我爹从铁轨上抬回来，秘不发丧，稳住了整个奉天。那时候你才二十九岁。这辈子我最对不起的人是你——不是因为欠你什么，是因为你从来没让我觉得你欠我什么。”
于凤至握着听筒。窗外哈德逊河上正在起风，河面的冰凌被吹得轻轻碰撞。她把算盘上那颗骨珠轻轻拨了一下，骨珠在安静的书房里发出一声脆响。
“你没有对不起我。我十九岁嫁给你，是为了你家在东北的权势。这些年并肩走过来，权势早就散了，但并肩的情义还在。我在纽约活下来，把病治好，把基金会立起来——每一步都是我自己选的。你给了我权柄，我用它做了我想做的事。你我这些年，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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