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寺，后衙签押房。
烛光下，大理寺卿王守义放下手中的卷宗，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
他年近五旬，三缕长髯，气质儒雅中带着刑名官员特有的锐利与严谨。
他是朝中有名的能吏，以断案公正、不畏权贵著称，但也因此得罪了不少人，位置并不算十分稳固。
他与淑贵妃并无直接关联，但其女入选宫中为贵人，而王贵人又与淑贵妃交好，无形中也被归为“贵妃党”。
刘谨与朱文杰的步步紧逼，让他深感不安，不仅是出于对朝局的担忧，也因女儿的处境。
接到杨博起通过特殊渠道传来的密信和请求后，王守义沉吟良久。
他清楚这是一场危险的赌博，但杨博起信中列举的刘谨、朱文杰不法行径，以及“清君侧、正朝纲”的大义名分，最终打动了他。
更重要的是，他深知若让刘谨、朱文杰彻底掌权，以他们睚眦必报的秉性，自己这等“不识时务”的官员，连同宫中的女儿，恐怕都难有好下场。
“礼部……徐坤……”王守义低声自语。
徐坤身为礼部尚书，是“拥长派”的中坚，讲究礼法规制，其门生故旧在朝中亦有影响。
但礼部并非铁板一块，其中亦有清廉自守、重视纲常伦理的官员。分化他们，从内部动摇“拥长派”的礼法根基，或许是一条可行之路。
数日后，借着一次同年小聚的机会，王守义“偶遇”了礼部右侍郎孙文博。
孙文博是他同科进士，私交尚可，且向来以“清流”自居，对阉宦干政深恶痛绝。
酒过三巡，王守义似是微醺，摇头叹息道：“文博兄，近日朝中风气，令人忧心啊。”
孙文博亦有同感：“守义兄所言甚是。刘谨把持内廷，隔绝圣听，已是司马昭之心。”
“如今大皇子殿下……唉，本是仁孝聪慧，奈何与那刘谨走得未免太近了些。长此以往，恐非社稷之福。”
王守义趁机压低声音：“岂止是走得近？我听宫中传闻，司礼监近日几道紧要批红，大皇子殿下都‘恰好’在侧‘请教’，其中关节……耐人寻味啊。”
“外间已有议论，说这‘协理’，怕是要协理到司礼监去了。祖宗家法，宦官不得干政，皇子更应避嫌，如今这般……唉，只怕将来阉宦与皇子勾结，重现前朝祸事。”
孙文博闻言，脸色顿时变了。
他是正统儒臣，最重礼法规矩，皇子结交权阉、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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