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彻底遗忘的命運。
“启明”在用她的方式，唤醒人们对“物证”本身的尊重。
他打开加密频道，输入：“我们需要一个平台，系统性地整理、展示这些‘物证’。”
“刃”很快回复：“在考虑。但公开平台容易被封杀。去中心化的分布式网站或许可行，但访问门槛高，影响范围有限。”
“先做起来。”陈思源说，“哪怕只能影响一个人，也是胜利。”
四
压力以另一种形式到来了。
不是约谈，不是封禁，而是一种柔性的、无处不在的“规训”。
陈思源的邮箱开始收到大量“学术会议”邀请，主题都是“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史研究”、“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建构”、“跨文明对话的方**”等等。主办方看起来都很正规，赞助方名单里常常能看到“文明对话基金会”或其关联机构。
李教授也找他谈话，态度比之前缓和了许多：“思源，我知道你有想法。但闭门造车不行，要多参加学术交流，听听不同声音。这些会议规格很高，对你开阔视野、建立人脉有好处。学校可以给你报销费用。”
陈思源翻看会议议程，发现主讲嘉宾名单里，有几位正是最近在社交媒体上激烈批评“皇汉史观”的学者。会议安排的“青年学者论坛”，也明确鼓励提交“反思汉族中心主义”、“解构大一统叙事”方向的论文。
这不是学术交流，这是定向招募和思想重塑。
他婉拒了所有邀请。
但压力并未消失。系里的氛围开始变得微妙。以前对他还算友善的同学，现在见面只是点头，不再深谈；导师组开会时，他的发言常常被打断或忽略；申请使用系里的扫描仪和数据库，审批流程变得异常漫长。
一种无形的隔离墙正在形成。他不是被开除，不是被惩罚，只是被“边缘化”了。在学术体系里，这种软性的放逐，有时比硬性的处分更令人窒息。
方雨的处境更糟。她在《历史研究》编辑部的实习被提前终止，理由含糊：“不符合编辑部长期发展规划”。有传言说，有人向社科院领导反映了她在“敏感历史问题”上的“不成熟倾向”。
周明远那边也传来消息：他策划的一套“明代海防文献丛刊”出版计划被出版社搁置，理由是“市场前景不明朗”。
就连远在海外的“望舒”，也感受到压力。他申请延长牛津访问学者身份的请求被拒，对方没有给出具体理由，只是说“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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