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抓药，也需要“工分”，但重症和孩童有减免。
“换三斤粟米，要干的！”
“换半斤盐，再换一尺布。”
“家里娃发热，抓副药，这是二十工分的票，够不？”
“俺想换把新䦆头，旧的豁口了，挖地费劲。”
兑换处的小吏，同样戴着袖标，面前摊开着厚厚的账本，手里拿着毛笔和算盘。他们接过工票，仔细验看真伪、面值，然后拨动算盘，高声报出可兑换的物品和数量，旁边协助的民夫便从堆积的物资中称量、分割、递出。整个过程虽然不算快，但有条不紊。工票的流通，不仅解决了单纯的实物发放可能产生的克扣、不公和运输储存难题，更在营地内部形成了一个简单的、以“工分”为媒介的初级“市场”和“经济循环”。人们可以用工分换取最急需的粮食、盐、布，也可以积攒起来，换取更“贵重”的物品，甚至有人开始用自己“超额”完成的工分，私下交换一些“非必需品”，比如某人从废墟里挖出的一小块腊肉，或是手巧的妇人编织的草鞋、缝补的衣物。
“工分”成为了这个临时社会里，衡量价值、激励劳动、维系秩序的核心符号。它不完美，存在计算是否公允、工长是否徇私、兑换物资是否充足等诸多问题，但它提供了一个清晰、可预期、相对公平的回报机制。在这里，付出劳动，就能获得“工分”，就能换取生存物资，甚至看到改善生活的希望。这对于刚刚从灭顶之灾中幸存、几乎失去一切的人们来说，是比任何空洞的安抚和许诺都更实在的“定心丸”。
工地中央，一处刚刚完成地基平整、准备开始“混凝土”浇筑的区域。
李瑾和阎立德、杜衡等人正在巡视。阎立德对“以工代赈”的具体运作细节颇为关注，边走边问。
“……如此细致分工，量化工分，倒与将作监管理工匠有些类似，然规模之大，人员之杂，管理之细，远超将作监。” 阎立德看着远处那些在工长指挥下，或挖土、或运料、或搅拌、或传递的人群，感慨道，“殿下此法，不仅赈灾，更是治民良策。使其有恒业，有恒心，则乱不生矣。”
“阎公明鉴。” 李瑾点头，“灾民骤逢大难，流离失所，衣食无着，最易生变。若只是简单放粮施粥，看似仁慈，实则易养惰性，且坐吃山空，非长久之计。聚集一处，无所事事，则谣言四起，摩擦不断。唯有使其有工可做，劳有所得，方能在解决其饥寒之余，收其心，定其志，聚其力。这重建家园的工程，便是最好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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