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那通充满暗示与情感勒索的电话,像一枚投入心湖的巨石,激起的不是涟漪,而是持续不断、浑浊不堪的漩涡。之后的两天,张艳红如同行尸走肉。她强迫自己准时出现在公司,处理那些堆积如山的文件,参加一个接一个的会议,与赫尔曼先生的团队进行着加密视频沟通的细节确认,脸上维持着专业的冷静,甚至能对韩丽梅的询问报以看似镇定的回答。
但只有她自己知道,内里早已是一片废墟。父亲咳血的画面,母亲绝望的哭声,还有那句轻飘飘却重如千钧的“随口说点不痛不痒的……就能换来一大笔钱”,像最顽固的魔咒,日夜在她脑海里盘旋。她变得异常敏感,任何与“预算”、“费用”、“数字”相关的词汇,都能让她心惊肉跳;韩丽梅投向她的任何一个带着审视意味的眼神,都能让她瞬间绷紧神经,反复回想自己是否露出了破绽。
她试图用疯狂的工作来麻痹自己,但疲惫只能拖慢思考的速度,却无法阻止那些阴暗的念头在夜深人静时悄然滋生。她不断告诉自己,那是错的,是犯罪,是对韩总和公司信任的彻底背叛。可另一边,是父亲被病痛折磨的脸,是母亲哭红的双眼,是那个摇摇欲坠、仿佛下一刻就要崩塌的家。愧疚感和无力感,像两只无形的大手,死死扼住她的喉咙,让她喘不过气。
她甚至开始下意识地避开接触最核心的财务文件。当同事将一份需要她过目的、涉及初步成本测算的表格递过来时,她几乎是像碰到烙铁一样,猛地缩回了手,在对方诧异的目光中,才勉强找了个借口搪塞过去。她开始害怕独自加班,害怕深夜寂静的办公室里,只剩下自己和那些承载着秘密的电脑与文件柜。
然而,命运似乎并不打算给她任何喘息的机会。就在她精神濒临崩溃的边缘,就在母亲电话后的第三天傍晚,当她拖着沉重的步伐回到公寓,还没来得及脱下外套,手机再次疯狂地震动起来。
屏幕上闪烁的名字,是“张建国”。
这一次,没有迂回,没有铺垫。电话接通的瞬间,张建国嘶哑、急促、带着毫不掩饰的恐慌和绝望的声音,如同冰冷的铁锥,狠狠凿穿了张艳红最后一丝强装的镇定。
“艳红!艳红!救救我!这次你一定要救救我!!” 他的声音在颤抖,背景音嘈杂,似乎还夹杂着模糊的、不怀好意的男人呵斥和拍打声。
张艳红的心猛地一沉,不详的预感如同冰冷的潮水瞬间将她淹没。“哥?你怎么了?你在哪儿?出什么事了?” 她连声追问,声音也控制不住地发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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