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两天,是暴风雨过后的、令人窒息的死寂,夹杂着暗流汹涌的等待。
张艳红没有再回那家廉价的旅馆。她在医院附近租了一间按日计费、条件稍好一些的短租公寓,每天大部分时间守在病房。她像一个设定好程序的机器,精准地执行着“女儿”的职责:喂水喂药,擦拭身体,盯着监护仪的数据,轻声与前来查房的医生沟通,去缴费处续缴不断减少的预存款。她做得细致、平静,甚至带着一种近乎专业的疏离,仿佛床上躺着的,只是一个需要她负责的病患,而非那个曾将她置于亲情与道德烈火上炙烤的父亲。
母亲孙玉琴也留在了医院,但她们之间几乎不再说话。偶尔目光相撞,也会迅速避开。母亲看她的眼神,是怨毒的,是畏惧的,也带着一种被逼到绝境后的、麻木的茫然。她不再哭闹,不再哀求,只是机械地做一些打下手的事情,然后大部分时间,就坐在靠窗的椅子上,呆呆地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或者盯着沉睡的丈夫,眼神空洞,仿佛灵魂已经被抽走。
哥哥张耀祖在第二天上午露了一次面,胡子拉碴,眼窝深陷,身上带着更重的烟味和一股穷途末路的颓丧气息。他没进病房,只是站在门口,远远地看了一眼,对上张艳红冰冷审视的目光,便像被烫到一样,迅速移开视线,嘴唇翕动了几下,最终什么也没说,转身匆匆离开,再也没有出现。他既没有拿出那“十二万”,也没有给出任何明确的说法,只是用这种持续性的、可耻的消失,来应对妹妹的最后通牒。
张艳红对此并不意外,甚至感到一丝冰冷的了然。这就是她的哥哥,她血脉相连的兄长。在责任面前,他永远是那个擅长隐身和逃避的懦夫。她的“三天期限”像一把悬在头顶的刀,但持刀人和可能被刀落下波及的人,似乎都在等待着什么——也许是父亲的病情出现反复,也许是张艳红最终“心软”,也许是某个意想不到的转机。
而父亲张志强,大部分时间在昏睡。麻药的效力过去后,伤口的疼痛和心脏的不适让他极为难受,精神萎靡。醒着的时候,他也极少说话,只是用那双浑浊的眼睛,沉默地看着天花板,看着点滴瓶里一滴滴落下的液体,或者,长久地、复杂地看着守在他床边的女儿。
那目光,让张艳红感到一种比争吵和指责更沉重的压力。那里有痛苦,有依赖,有愧疚,有一种深重的、难以言说的悲哀,还有一种……近乎认命的平静。他不再问起儿子,不再提治疗费用,对于妻子和女儿之间冰冷的沉默,他也视若无睹。他只是沉默地承受着病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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