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坐在颠簸的吉普车里，闭着眼睛，眉头紧锁，在心中对自己说。
“老牛坡的埋伏，看起来是敌人凶狠狡诈。
可往深处想呢？
如果情报网络更严密一些，如果地方上的清理工作更彻底一些，如果某些干部没有被腐蚀、能及时发出警示……
春来同志或许就不会用自己的身体去挡那颗子弹。”
他的思绪又飘回了大兴煤矿，想起了那些在煤尘中咳得直不起腰的矿工，想起了井下那些腐朽的支护木，想起了老耿叔他们曾经绝望而麻木的眼神……
“马保华、孙福山这些蛀虫该杀，可再往深处想，
如果没有管理下的模糊地带，
如果没有缺乏有效监督的土壤，他们又怎么能够如此无法无天，把几百号人当成奴隶一样使唤？
那些死在井下被瞒报的矿工，他们每一个人的死，难道仅仅是因为运气不好或者马保华个人狠毒吗？”
“不，不是的。”
他猛地睁开眼，目光看向窗外飞逝新生的田野。
“一个人的悲剧，背后往往牵着一根线，这根线连着的是整个系统里出了问题的环节，是制度的漏洞，是监管的缺失，是标准的混乱，是风气的败坏……
春来的牺牲，矿工的血泪，都像是在这架生锈、运转不灵的旧机器上，发出的刺耳警报声。”
这种明悟，让他从失去战友的悲痛和查处个案的成就感中，升华出一种更宏大、也更沉重的责任感。
他要成为一个“工程师”，要去审视、去设计、去改造汉东省工业乃至更广泛领域这架“大机器”，从根子上减少，甚至杜绝这类悲剧的发生。
带着这种更加深沉和系统的思考，
他没有停下脚步，而是再次扎进了基层，这一次，他走访的目标更加明确，目光也更为锐利。
他来到了一家位于无锡城郊的五金制品厂。
这家工厂的成立，正是地方工业局“整合资源”思路下的一个产物，将原本散布在城区、沿河分布的七、八家个体铁匠铺、铜匠铺和白铁社，捏合在了一起，挂上了统一的牌子。
工厂的院子很大，但布局显得有些杂乱无章，依稀还能看出不同“原单位”划分地盘的痕迹。
东边一角，几个老师傅还在沿用着祖传的红炉锻打，叮叮当当的锤击声富有节奏；
西边棚下，是几台老旧不堪、型号各异的皮带车床和钻床，负责一些稍微“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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