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的影响，这股风似乎又有点死灰复燃的迹象。
虽然还没成气候，但我们必须向您汇报这个苗头。”
徐卫华接着补充道：“公安线上压力也大。既要保证支前物资运输线的安全，防止敌特破坏，又要配合镇反，还要处理因为支前和运动产生的新的人民内部矛盾，警力确实捉襟见肘。”
陈朝阳听得很仔细，手指无意识地在膝盖上轻轻敲着，这是他在深度思考时的习惯。
他没有立刻给出答案，而是先问了几个问题：
“春耕畜力不足，有没有统计过具体缺口？专区农机站能发挥多大作用？”
“对恐慌的中间阶层，有没有派人去做过细致的政策解释工作？有没有具体的团结对象？”
“你们提到的干部思想松懈问题，有没有抓一两个典型事例，在干部会议上进行剖析警示？”
听到陈朝阳切中要害的提问，张文杰和徐卫华精神一振，这正是他们期盼的指点。
两人稍作思考，便逐一认真汇报起来。
针对春耕畜力问题，张文杰回答得最为具体：“回首长，缺口已经初步统计了。
全区至少还缺两百头以上的大牲口，主要集中在本就薄弱的几个乡。犁、耙等大型农具也缺得厉害。”
他眉头微皱，“专区农机站现在能发挥的作用还很有限，主要是以维修和打造小型农具为主。
只有较少的拖拉机，许多因为支前工作被拉到了前线，现在全专区，四县一镇，机械化没有抗美前那么充裕，少部分只能在城郊几个示范村转转，解决不了大问题。
我们目前的思路是：
第一，内部挖潜，组织各县乡、村之间互换牛工，协调畜力互助；
第二，已经打报告给上级供销社，请求他们想办法向外地采购一批牲口，但渠道都是大问题；
第三，鼓励人力替代，发扬‘人拉犁’的精神，但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效率太低，人也太辛苦。”
关于中间阶层的恐慌问题，张文杰回答：
“政策解释工作在做，但效果不一。
我们组织工作队下去开过会，宣讲‘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的政策。
也抓了典型，我们也树立了‘开明士绅’，给了安置，效果不错，稳住了附近一片类似情况的人心。”
但他话锋一转，露出难色，“但更多的是观望和怀疑。
很多人表面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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