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承担起责任。
“你叫什么？哪个学院？哪个专业的？大几？”男老师高声问道。
孙伟一一如实回答。
“其他同学都散了吧，孙伟跟我走一趟。”男老师驱散人群，带着孙伟往教务处的方向走去。孙伟耷拉着脑袋跟在后面，垂头丧气的样子，像极了被判死刑的犯人——而“犯人”不只他一个，同一天被带走的，还有另外两个组织者。
当天，孙伟学生证被扣之后，便被放回去，让等学校的处罚通知。一周后，学校的处罚下来了——孙伟、另外两人，连同后面几天被抓现行的三名同学，被当作“顶风作案”典型，给予了开除学籍的处分。几人都表示不服，但学校根本不给申辩的机会。
对于孙伟的处罚，我和波波都大为震惊，以致后面又同学邀请去摘辣椒，我都连连摆手，生怕自己也受牵连。
听闻了学校发生的事情，李叔也劝我不要因小失大，并说如果缺钱可以跟他说。我谢过李叔好意，连连说不缺钱。
本来波波就不想摘辣椒，这次更有了“冠冕堂皇”的理由。尤其联想到王文彬每日的逍遥快活，不是“泡妞”就是上网吧；而自己苦哈哈地晚上回来，还得给他买零食，心里更加不平衡。于是，宁可在宿舍歇着，也不出去勤工俭学了。
正所谓“有需求就会有市场”，不让学生组织，社会上的人组织，学校可管不着。再加上我耳闻了几队学生并未因参加社会上的人组织的采摘队，而受到学校的处罚，因此，我又燃起了重新采摘辣椒的热情。
波波对此很无所谓，他又像之前一样，过起了“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规律地如同钟表一般的日子。
不陪女友的时候，王文彬大部分时间便窝在宿舍里，百无聊赖地嗑瓜子，有事也跑去学校的网吧上网。
我则变成了一个不太称职的“农民工”——“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是常态，这当然不能说是偷懒，毕竟跟农民工挣钱的心态不一样——说好听点，是体验生活。虽然挣钱对我也有巨大的吸引力。但心理上，还是不愿意完全为了挣钱而像农民工一样拼命。
李叔知道我暑假没回老家，留在石河“勤工俭学”，没好意思经常来学校找我，倒是电话里隔三差五地嘱咐我注意身体：“大热天的，摘辣子挺辛苦，别中暑了，记得多喝水。”
李叔胜似亲人的祝福，每每使我既感到一种熟悉的烦恼，又有一丝温暖的心安。
暑假后半段，摘辣椒基本成了我的主业。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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