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刻后，她继续追问：“怎么个适应法？又该怎么转型？”
钱辉慷回道：
“加码‘在中国，为中国’战略，宣布在华建立新能源汽车研发中心，并与沪汽联合开发专属中国市场的纯电动平台。
同时，鉴于当前纯电续航和充电设施的短板，我认为，应该大力推广‘弱混’和‘插电混动’技术。
此外，还应该进一步推动供应链的本土化，以此享受中国政府的新能源补贴政策。
总之，想要不挨中国政府的铁拳之外赚中国市场的钱，就必须让中国政府意识到，通用汽车是‘自己人’。
这就是我初步设想的战略转型。”
对钱辉慷的论断，玛丽·宝拉同样不予置评。
三人后续又聊了一些大而化之的话题，这次视频会议便至此结束。
会议全程，三人都没有提及，发动力量让美利坚商务部撤回制裁令，以换取中国政府撤回刻意针对政策的话题。
玛丽·宝拉最后也并没有给出一个确切的指导意见。
钱辉慷和谢翀维对此一点不意外，更不紧张，而是耐心等待。
跨国企业的运行机制便是如此。
很多时候，不是高管没有及时察觉市场的变化，也不是高管没有能力及时做出应对。
而是企业总部与某个大区之间的交流，客观上就存在不够及时的问题。
好在通用汽车总部对通用汽车中国公司的“钳制”，并不像其它很多跨国企业那样紧。
没过两天，玛丽·宝拉便以通用汽车全球CEO的身份，代表通用汽车总部充分授权给钱辉慷、谢翀维，落实“短期求生”+“中期适应”的策略。
与通用汽车的柔软身段相比，福特汽车的脾性和动作便显得僵硬太多了。
在通用汽车高度赞赏和支持中国政府的时候，福特汽车总部的某位高管竟然公开表示：
都21世纪了，东方某个大国的贸易还不自由。
我很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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