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孙弘从袖中取出了简帛，交给了绛伯，又由绛伯呈于御案。
刘据定睛望去。
相府之鸣：自平王东迁，昔日赫赫的西周王朝就失去了对“天下”诸侯的号召力，它使周代标志等级分层的礼乐秩序迅速瓦解，一种新型朝廷体制却在这种“礼崩乐坏”中萌芽、发展。
这既是历史和时势的偶然，同时也蕴含着历史与逻辑的必然。
“王畿——分封”的体制的崩坏，导致了传统的宗法血缘“亲”“尊”制度内的上下陵替。
这使得春秋战国成了一个诸侯无统、会盟无信的时代。
各诸侯国之间，不得不在竞争、冲突、博弈的态势下，为了保持自己的利益而重构一种新型的列国之间互惠、平衡的内外秩序，由此塑造了后西周时代各诸侯国之间一种新关系。
当宗法血缘尊卑等级秩序来规范天下诸侯、公卿、封君、贵戚的外在束缚力量消失，各诸侯国内部公室、卿族、大夫、陪臣等阶层的权力斗争正式开启，大小相侵，新起的权贵大权在握，形成了上下僭越、权臣执政的局面，三家分晋、田氏代齐等例子，便是实证。
出于贪欲、权力欲，权力不断发生更替、转移。
夺权卿族鉴于权臣当国的史鉴，为了不重蹈覆辙，而产生了对本国旧贵、封君的遏制欲望，并为此建立一种全新的朝廷体制和制度模式。
“朝廷本位！”
刘据忍住心潮的澎湃，继续看下去，从先秦至秦汉，被分成了两个阶段，即通过春秋战国的历史进程，而形成与西周不同的战国体制，也就是由西周时代的王权与治权分离的体制向王权与治权相互合一的君主集权的官僚体制转换。
疏中认为，虽说庞大的秦王朝历经二世便轰然坍塌，但是其兴灭忽焉的历史教训，重新构建了新兴的“汉家制度”。
这种制度会长久地影响着汉家，整个大汉，甚至悠悠华夏的无尽岁月。
公孙弘在章末述说，大汉需要一种德思，但这种德思，不必来源于百家中的任何一家，因为万千黎庶能完完全全地笃信的德思，并不需要多么高深。
寥寥数字，能让百姓明白君主、朝廷所思所想就够了。
为大汉的未来做个简练至极的“大纲”。
而这个“纲手”，只能是大汉的君主。
有那么一刻，刘据都有种自己配得上“纲手”吗的思考。
不由得哑然失笑，如果自己不配，那这天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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