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而朱玲的手，总下意识地护着小腹，那里藏着一个小生命，也藏着她整夜的辗转难眠。
馒头啃到最后一口，干得噎人。朱玲放下筷子，声音轻得像一片羽毛，却砸得我心头一震：“我们还是去医院，把孩子做掉吧？好吗？”
我猛地抬头，粥碗“哐当”撞在桌腿上，溅出几滴米汤。“为什么？”我几乎是脱口而出，“姚家上下都知道这孩子，爸妈天天掰着指头算预产期，盼着抱孙子盼了多少年了！”
朱玲的眼圈倏地红了，手攥着衣角，拧出一道又一道褶子。“我们没领证，这孩子生下来就是黑户，”她的声音发颤，目光却直直地盯着我，“还有你北京的前女友，她都写信来叫你回去了，你要是走了，我和孩子怎么办？”
这话像一把锥子，刺破了我这些天刻意维持的暧昧与逃避。我看着她隆起的小腹，看着她眼里的惶恐与委屈，突然就醒了。那些关于远方的幻想，那些对扬媚姑娘的愧疚，在一个鲜活的小生命面前，都成了轻飘飘的浮云。我不能让这个孩子不明不白地来，又不明不白地走。我得给朱玲一个交代，给这个孩子一个名分。
我咬咬牙，起身翻出床底的木箱子。那套伟志西服是我去年跑供销时咬牙买下的，藏了大半年，连吊牌都没舍得拆，总想着要等个天大的好日子才穿。今天，就是这个好日子。我抖开深蓝色的西装外套，套在白衬衫外面，系上那条灰格子领带，又蹬上擦得锃亮的皮鞋。镜子里的人，突然就少了几分漂泊的痞气，多了几分沉甸甸的担当。
朱玲看着我，愣住了，眼里的泪珠子滚了下来，却带着笑。她转身从包袱里拿出一身新做的蓝布褂子，料子是赶集时挑的，摸着软和。她对着镜子，细细地描了眉，抹了点雪花膏，素净的脸上添了几分柔和的光彩。
我们并肩走在清流镇的石板路上，秋阳暖融融的，风里飘着糖炒栗子的香。照相馆的红招牌晃得人眼热，我们走进去，肩并肩站在红布背景前。摄影师喊“笑一笑”，我紧张得手都不知道往哪放，朱玲偷偷掐了我一把，我咧开嘴，她也跟着笑，眼角眉梢都是藏不住的甜。
两张二寸的黑白照片，很快就晾好了。我们揣着照片，攥着各自的户口本，脚步坚定地走进了镇政府的大门。民政办的阿姨戴着老花镜，翻着户口本，又看看我们，笑着打趣：“小伙子挺精神，姑娘也俊，郎才女貌嘛。”
红色的结婚证递到手上的时候，我指尖都在抖。烫金的“结婚证”三个字，映着窗外的秋阳，亮得晃眼。我三十岁了，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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