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节选：
2003年12月12日的那个清晨，我被杜鲁克的电话吵醒，这个《队报》的老狐狸，总是挑最不合时宜的时间出现。
“下午三点，我家，看欧冠抽签？”
我迷迷糊糊地应下，把手机扔回床头。
窗外，摩纳哥的晨雾像一层纱帘，模糊了冬日的阳光。
杜鲁克来的时候带了个摄影师，镜头像枪口一样对准我。
我正专注地冲泡着咖啡，热水匀速流过咖啡粉，这个简单的仪式总能让我平静下来。
“欧冠六场8球4助，赛前想过吗？”
杜鲁克的问题让我停下手中的动作。
我摩挲着温热的杯沿，想起的不是9-3大胜拉科鲁尼亚的狂欢，而是雅典AEK最后那场。
他们的中卫凶狠的铲抢让我整场比赛都如履薄冰，虽然最后赢了，但过程远比比分艰难。
“数据就像沙滩上的字，”我说，“潮水一来就没了。”
人们总说我们小组赛全胜，好像每场都很轻松。其实每场比赛前，谁也不知道结果会怎样。欧冠没有好踢的比赛，每一场我们都拼尽全力，而幸运的是，这一次命运站在了我们这边。
我不得不承认当尤西比奥的手在B池里搅动时，我下意识攥紧了冰水杯。
杯壁上的冷凝水滑到虎口，像冷汗。
那时候全欧洲的小组第一都在祈祷避开拜仁，我当然也不例外。
但足球就是这样，总有人要抽中他们。
我看着电视，心里想着：“那个二月份要去慕尼黑挨冻的倒霉蛋会是谁？”
然后我听见了我们的名字。
“好吧，”我对自己说，“看来就是我了。”
那一刻的感觉很奇怪——既不是害怕，也不是兴奋，更像是接受了一个不得不完成的任务。
既然抽到了，那就来吧。
电视镜头转到德尚时，他的背挺得笔直，脸色比平时训练时还要严肃。
久利，那个在更衣室里总是说笑话的家伙。
此刻正不停地摆弄他的领带，手指把领带结都捏皱了。
电视里，拜仁的赫内斯保持着职业微笑，希斯菲尔德却眯起了眼睛。
我知道，他们和我们一样，都不想在这个时候相遇。
“拜仁很强，”我对杜鲁克说，“但如果我们赢了，下一轮只会更难。”
这句话后来被印在自传扉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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