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王霸利义之争(下)
因此王学和程学的沉伏起落，却都是因为政治因素而非是在真正的思想领域。其实推崇王学的人，未必真正淸楚新学的真实内容，而信奉程学的人，也不一定就完全明白洛学的精蕴。不过无一例外都是为政治服务。
到了靖康之后，随着赵构继位，对前朝的得失也进行了反思，出于为尊者讳的传统，不能说是宋徽宗的过错，只好把责任都推到蔡京一干人等身上。而蔡京又是凭新法上位的，王安石自然也脱不了这个干涉。因此不仅把王安石迁出了孔庙，而且他的新学基本被彻底否定了。而程氏兄弟的洛学在绍兴初年，赵鼎当政的时候，虽然曾活跃一时，但在相当程度上仍然是权力扶持的结果，并非是对学术的尊重。等到秦桧当政之后，又开始大力禁黜程氏的洛学。政治对学术的压制，可见一斑了。
而直等到秦桧死后，政治风气才稍有好转，许多有识之士都意识到，用权力强行扶持学术的危害性，在绍兴以后，孝宗隆兴时期当政的宰相张浚就极力主张，对于学术派別应该一视同仁，而不当一切摒弃，在张浚之后，执政的虞允文也是持这种观点的代表。因此在孝宗当政的时期，基本也都是秉承着这个思路，这才有了如今大宋学术的另一个繁荣时期。
赵忱继位之后，也仍然延续对学术派別一视同仁，不偏不倚的态度。因此在创建钟山书院的时候，规定朝廷的任何官员都不许干涉书院的教学。而赵忱虽然也经常去书院听学术争辩，但也从不在公众场合发表自己的看法，有时听完就走，偶尔发言，也是对论辩双方都笼统的夸讲一番。
不过在赵忱心里，还有所偏向的，因此在私下里经常和杨炎讨论论辩的内容。因为一来他和杨炎的关糸较为特殊，没有那么多顾忌，二来杨炎虽然是武将，文章材学不算出色，但看待事物却有独道之处，往往能够一言切中要害。
如朱熹和二陆有关“教人之法，成德工夫”的论战，杨炎就认为两方所学的都有道理，但又各自走向了极端。
陆九渊的方法虽然看似不无道理，但在现实中显然是不可行的。因为书籍是人们获取知识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把所有的书籍都放弃了，那么试问人们又怎么去获取知识，了解历史，了解天下，那么“发明人之本心”也就成了一句空话。从这一点看，朱熹的方法才是最基本的学习方法。但完全按照朱熹的方法也不行，只能成为苦读死书，寻章摘句的书呆子，循规蹈矩，墨守旧成的腐儒。不会有丝毫的创新和突破。
因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