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道送来的学生，他们的生活起居亦要人照料，只每年在冬假和暑假两季方才能够归家，日常寄居在亲眷舍下或是租房而居。新学学生大多家里也较为开明富裕，仆人侍从的，多数人家也都负担得起，学生自己料理自己日常的杂务也确实有太多为难之处。而下学之后，学校也并不给有需要的学生提供寝室留宿，学生们只得各自归去。要么回家，要么投奔相熟的亲戚，又或者自家租住宅院安置，更有甚者，甚至有人家会因此移居而来。所以学校通常对这种家侍随行的事多是睁只眼闭只眼的，算是默许，并不太理会这种情况。只是授课之中的譬如劳作之类课程却是要求学生务必亲力亲为，不得侍从助力，日常授课时亦不让侍从们入校驻留。
学校设在城外，原是学道衙门的一处产业，日常里闲置，只做每三年一次乡试迎接考生考试以及本城秀才聚众和外来读书人暂住的别院之用。当年新政府上台十几年，虽称帝制，但渐渐取消了乡试、省试和殿试这些遗制，反而倡导新学，由政府出资兴学，而旧式学究自此慢慢多是找不到出路，谋生无能，出门与众争利又自觉斯文扫地，致日渐积了诸多的怨气。只当初的新政府并没有维持太久就垮了台，后来的政府虽然延续了这个制度，只是各方割据，财政不丰，并没有多少钱拿来办学，而他们也并不太在意。又加上几千年来的习惯一朝更改，许多人家接受不了，就导致了新学甚至出现了倒退现象，家学反倒有了大昌之势。另外一方面，新学所需的办学资质、教授人员、教材、资金等的不足又限制了新学的推广，衙门不肯出钱来创办新学，教习尤缺，除了有限的几个大城因由以开明著称之人主导自筹了一些银钱创办了些新学外，其它地方都不太通畅，导致新学在世上推广不开，更多的就只是为了自家省府的脸面，应景办了些，只为迎合以新派著称的上官前来视察而设置的景观。更有甚者是一些以新学为名头，实际开办的是私塾之课，净请一些老夫子授课诓骗了一些开明人家。再者说接受新学之人在后来的数十年生活中又鲜有发生命运改移出现的，诸如说做官，做大官之类的能有成就被世人尊崇者不多，而现时有成就者老派之人更众。再加上一些新学学生弃文从商，整日蝇营狗苟，钻营取巧，经世之学让这些学生从事的行当又让这些老派人瞧不起。更有些新式学生整日界里游手好闲，惹是生非的，愈发冲击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中对新学的认知。于是就有一部分老派乡绅排斥新学，认为它是不务正业、误人子弟的东西，不教为人处事的道理，整日里算计一些上不得台面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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