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里的话又怎麽说？」
「纲常是立国之本，人伦之基，怎麽能随便说变就变？这说法一出，天下岂不要乱？」
「乱什麽？苏大人说了，变要基於「致良知』和「实行』！如果大家良知都觉得某条纲常不公不好，为什麽不能议论、不能改？这才是真儒者的担当！」
「李贽居心不良！他这是要蛊惑人心，动摇国本！」
「我看是有些人心里有鬼，怕这「人理可变』的刀子，割到自己身上那些不合时宜的特权！」争论迅速从茶馆蔓延到书院、衙门，甚至街头巷尾。
支持的人觉得李贽问到了关键，点明了苏泽理论可能带来的社会变革意义。
反对的人觉得这是洪水猛兽，在挑战千百年的秩序根基。
孙文启好不容易从李贽的文章中「挣脱」，然後翻开了《商报》。
本来孙文启是想要平复心情的，因为《商报》对於这种政治上的大事，素来是比较冷淡的，一般就是转载简评一下，点到为止。
可这一次，《商报》刊登了一篇长长的社论文章！
看了这篇文章，孙文启的冷汗又下来了！
《商报》的社论标题很直白：
《「崇本抑末」再思一一从苏公「人理可易」说起》。
文章开篇先提了苏泽昨天的讲学。
「苏公明言：天理亘古，人理迁流。」
「所谓人理，即人间伦理规范，须据时代而变，循良知而调。」
紧接着笔锋一转：
「既如此，我辈当思：延续千年的「崇本抑末』之策，是否亦属可易之人理？」
下面开始摆事实。
「古之「本』，指农桑；「末』，指工商。」
「《汉书》有载：「农，天下之大本也。』历代抑商，理由无非：商贾不事生产，囤积居奇，易致奢靡，动摇国本。」
但文章随即反问：
「此理於古或然，於今亦然否？」
它先列了几条当下的变化。
「其一，农事已非往昔。」
「武清伯育种实验，化肥增产，皆赖实学格物之功。此功何来？非纯农桑，乃工、算、化诸学协作。」「若无人制肥、无人造器、无人研算，增产从何谈起？农本已与工商技学密不可分。」
「其二，工商之用今非昔比。」
「军械革新，赖匠造；船舶远航，赖舟匠；铁路开凿，赖机造。无工则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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