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苏泽的改革，分别是从上到下，和从下到上两个方面。
从上到下，就是开徵市舶税，兴办工商，登莱铸币厂收取铸币税，建立倭银公司和铁路公司这种大型公司。
从下到上，就是在地方上开徵商税，建立能够承担徵收商税职能的新吏员队伍。
但是这两个改革，如今都遇到了瓶颈。
从上到下，从下到上，都是要建立一个贯通的体系。
朝廷的收入，如同人体的血液，其循环是否畅通无阻，直接决定了这个庞大帝国的活力与存续。
所以苏泽这份奏疏，重点并不是具体的职权划分，而是完成财政体系的贯通。
在他看来，当前大明财政的症结，远非仅仅是户部衙门内部架构不合理那麽简单。
更深层次的顽疾在於，整个国家的财政体系，从中央到地方，从徵税到支出，从核算到监管，存在着严重的割裂与梗阻，宛如一条条断头路和淤塞的河道，让财富无法顺畅流动，更无法转化为强大的国家能力。
地方上的田税徵收，严重依赖里甲、粮长以及地方豪强胥吏。
这些人往往与地方势力盘根错节，利用信息不对称和手中的微末权力，在徵收过程中上下其手，中饱私囊。
但是这些也只是表象罢了，更深层的是中央对地方实际税基、徵收效率的掌控力极其薄弱。
户部收到的数字，往往是经过层层盘剥和「技术处理」後的残羹冷炙。
朝廷想要的钱收不上来，该用於地方的款项又可能被截留挪用。
这种上下脱节，导致中央财政虚胖，帐目数字可能不小，但实际可支配和有效监管的资金有限。
地方财政则要麽拮据不堪，要麽沦为地方势力的私库。
所以，只有贯通上下、统一内外的财政体系，才能有效整合散落在帝国庞大身躯内的财富资源。
没有这种「聚财」的能力，再繁荣的商业、再丰富的物产，也无法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国家实力。
原时空大明後期面对内忧外患时的财政窘迫，正是前车之监。
除此之外，割裂的财政体系必然导致税负不公。
豪强隐匿田产、商人逃避商税，负担最终都转嫁到小农和普通工商业者身上。这不仅加剧社会矛盾，更在根本上侵蚀着朝廷的统治合法性和税基稳定性。
这种不公平，也存在於内陆和沿海之间、南方和北方之间、西部和中部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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