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破人亡的。
大同范氏明白这一点，所以从范宝贤担任族长以后，派遣范宽这样的山人结交京师权贵，又努力和山西的官府、藩王搭上关系，总算是在几次政治风波中屹立不倒，将范氏发展到了这个地步。
范宽说道：
“商人只有纳税，才能有地位，京师和直沽的商人照章纳税，就算是官府中人也不敢随意欺凌。”
范宝贤微微点头。
京师直沽对商人态度的改变，这其中的变化十分微妙，并不是官府的几句口号，苏泽的几篇文章，或者朝廷的几道政令改变的。
用范宽的分析，这种变化是全方位的。
最大的原因，是官员政绩的变化。
在朝廷开放海禁，又在京师征收商税以后，增长最快的市舶税和商税，就成了官员考察的关键指标。
比如林秉正这样的机敏官员，很快就发现了商税征收作为政绩考核的特殊之处。
各县的官员，其实都是横向对比的。
横向对比的意思，就是县令政绩优劣，大部分都是同府下的县令竞争。
以往考核的第一件事是田税。
田税征收是头等大事，但是大明已经建立几百年了，能够收的上来的田税早就收上来了，收不上来的田税也早就放弃了。
同府各县的情况差不多，在田税上出彩的难度很大。
剩下来的劝农课桑，教化百姓，整肃民风之类的指标，都是非常务虚的，很难量化考核、
这时候，商税出现了。
也不知道是户部故意的，还是说自然而然的结果。
顺天府作为商税和新吏改革的试点地区，迅速就将商税征收和官员考评挂钩。
商税增长是可以量化的指标，也是最容易考评的项目，毕竟谁也不会为自己的政绩，自己往国库里交银子的。
而随着这种官员政绩考察的风向变化，顺天府各县衙门对于工商业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
在严征商税的同时，官府也开始意识到，要留住能提供稳定税收的工商业者。
工商业主，不是困在土地上的农民。
他们是可以走的。
而行商更是可以避开县城，大不了就不来你们城市做买卖就是了。
当官府明白了这一点后，这种改变就是从内而外的。
首先就是很多县城取消了歧视性的政策，比如商人不能穿绸缎之类的。
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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