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布满皱纹的脸上,投下深深浅浅的阴影。
“那一天,我至今记忆犹新。”毕父终于开口,声音沙哑而遥远,“1998年10月3日,公司账上只剩21万现金,而三天后就是发薪日,需要支付近三百万工资。”
他缓缓叙述起那段艰难岁月:银行拒绝续贷,最大客户突然破产,欠款无法收回,供应商堵门催债...毕氏实业已走到悬崖边缘。
“司徒鸿那时是我的最后一根稻草。”毕父闭目,仿佛不愿回忆那些细节,“他提出这个方案,说可以帮我渡过难关,但要求获得实际控制权的一部分,并留下这些...不太合规的操作痕迹。”
沈白婕轻声问:“您当时知道这是违规的吗?”
“知道,但别无选择。”毕父睁开眼,目光炯炯,“要么看着三千员工和他们的家庭陷入困境,要么接受这个灰色的解决方案。我选择了后者。”
毕晨紧握拳头:“但司徒鸿保留了这些证据,就是为了日后要挟我们?”
毕父沉重地点头:“商场上没有永远的盟友。他当时说,‘留个保障,以防日后我们立场不同’。”
随着毕父的叙述,那段被尘封的往事逐渐清晰。
原来,当年司徒鸿提供的不仅是资金支持,还有一系列复杂的资源整合。他利用自己在政商两界的关系,为毕氏实业争取到了关键的喘息机会。
“那份盟约,实际上是在南山茶馆的地下室里签署的。”毕父说,“只有我、司徒鸿和他的律师三人知情。”
傅斯年敏锐地捕捉到关键点:“也就是说,这份协议从未经过正规法律渠道认证?”
毕父点头:“司徒鸿坚持如此,说这是‘君子协定’。”
“但君子协定不会留下如此详细的资金痕迹。”沈白婕指着文件上的流转记录,“这些明显是刻意保留的证据。”
毕父长叹一声:“当年我也曾质疑,但司徒鸿说这是为了保护他的投资。现在想来,从那一刻起,他就为今天的局面埋下了伏笔。”
毕晨忽然问:“父亲,除了这些文件,还有没有其他证据?比如录音、录像?”
毕父沉思片刻,眼中闪过一丝光芒:“司徒鸿有个习惯,重要会谈都会录音。他说是为了‘准确理解双方意图’。”
沈白婕与傅斯年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希望。
如果这份录音还存在,或许能证明毕父是在被迫的情况下同意的,甚至可能揭示司徒鸿的胁迫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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