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宣宗初识李德裕于奉册之顷，即曰：“每顾我，使我毛发洒淅。”夫宣宗非孱主，德裕非有跋扈之气发于声色，如周勃之起家戎伍、梁冀之世习骄倨者，岂果见之而怵然哉？有先入之言使之猜忌者在也。
武宗疾笃，旬日不能言，而诏从中出，废皇子而立宣宗，宣宗以非次拔起，忽受大位，岂旦夕之谋哉？宦官贪其有不慧之迹而豫与定谋，窃窃然相嚅唲于祕密之地，必将曰太尉若知，事必不成。故其立也，惴惴乎唯恐德裕之异己，如小儿之窃饵，见厨妇而不宁也。语曰：“盗憎主人。”其得志而欲诛逐之，必矣。
此抑有故，德裕当武宗之日，得君而行志，裁损内竖之权，自监军始。监军失权，而中尉不保神策之军，于时宦官与德裕有不两立之势。德裕为之有序，无可执以相挠，而上得武宗之信任，下有杨钦义、刘行深之内应，故含怨毒也深而不敢发。
迨乎武宗疾笃不能言之日，正其河决痈溃、可乘以快志之时也。不废皇子立宣宗，则德裕不可去；不訹宣宗以德裕威棱之可畏，则宣宗之去德裕也不决。其君惴惴然如捍大敌之不能姑待，而后德裕必不能容。盖德裕之所能控御以从己者，杨钦义、刘行深而已，二人者，其能敌宫中无算之貂璫乎？皇太叔之诏一下，德裕无可措其手足，待放而已矣。唐之亡亡于宦官，自此决矣。
或者谓德裕事英断之君，相得甚欢，而不能于弥留之际，请凭玉几、受顾命以定冢嗣，使奸人得擅废立之权，非大臣卫国之谊，是已。然有说焉，武宗春秋方富，虽有疾而非必不可起之危候，方将大有所为，而不得遽谋身后：迨及疾之已笃，昏不能言，虽欲扣閤请见，而谁与传宣以求必得哉？
所可惜者，先君之骨未寒，太尉之逐已亟，环唐之廷，无有一人焉昌言以伸其忠勋者。岂徒无为之援哉？白敏中之徒且攘臂而夺相位，崔、杨、牛、李抑引领以望内迁，而郑肃、李回莫能御也。意者德裕之自矜已甚，孤傲而不广引贤者以共协匡赞邪？抑自朋dang兴，唐之士风披靡于荣辱进退之闲，而无贤可荐邪？二者皆国家危乱之券也，必居一于此，宜乎唐之不复兴矣。
二
宣宗初立，以旱故，命大臣疏理系囚，而马植亟以刻核之言进，请官典犯赃及杀人者不听疏理。
夫二者之不可遽释，是已；而并不听其疏理，唯法吏之文置之辟而莫辩，宣宗用申、韩之术，束湿天下以失人心，植实首导之矣。
唐自高宗以后，非弑械起于宫闱，则叛臣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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