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在洛伦和帝国使团离开的第二天，小教士韦伯就开始着手他的“改革计划”。
并且首当其冲，将矛头对准了拜恩大教堂的奢侈之风。
简单来说，要开源，先节流。
上等的夜莺葡萄酒，混入了牛奶、蜂蜜和砂糖的白面包，出行的车队，教堂的仆人，马厩，纯金和纯银的餐具，绸缎的教士袍……
所有教士们的排场、用品和仆人，都在韦伯的“主教勒令”下统统收缴，或是遣散或是低价出售给联合商会（这当然是小约德早就计划好的，否则寻常商会根本不可能一下拿出这么多钱来），用于补贴拜恩教会的日常运转，慈善工作之类。
面对“以身作则”，同时又得到了拜恩公爵和圣十字教会两方支持的韦伯，有苦自知的拜恩教会教士们只能“心甘情愿”，举双手赞成主教大人的决策。
但这并不等于他们真的放弃了抵抗，而是将目标对准了韦伯的第二项决策——裁员。
作为一个公国的“精神指引”，拜恩教会同样拥有数目繁多的事物要处理，在乡村之间甚至要承担一定的法院与税吏工作，宣传公爵的“丰功伟绩”，将公国的政策推广到乡下，偶尔还要处理民间纠纷。
如此繁多的工作，当然不可能让大教堂“尊贵圣洁”的执事们亲力亲为；他们只负责出面，具体的工作则交给了形形色色的雇员和教会仆从来操办。
在韦伯的“新改革”下，这些雇员和仆从的数量被削减了五分之四，令执事们叫苦不迭；于是就开始用消极怠工，用“人手缺乏”为理由，让拜恩大教堂几近陷于半瘫痪状态。
但他们显然小看了这位“主教大人”的超人毅力，以及十分擅于拉拢盟友，靠“真诚打动人心”的本事。
韦伯首先裁撤了多余的教会仆从，但所有具备一定“职业技能”的雇员——宣传员，法官和税吏，被韦伯保留了在教会的神职，然后全部转嫁交给了拜恩宫廷，直接向拜恩公爵和圆桌议会效忠。
也就是说虽然他们依旧挂着教会的名，做着和过去相同的事，但薪水由公国发，教会不再过问。
这对双方而言可谓“互惠互利”，韦伯摆脱了冗杂的俗务，而圆桌议会则一夜之间拥有了大批基层官僚，执行效力比过去要通过各伯爵的宫廷要强得多。
惊喜过望的夏洛特·都灵随即趁各地伯爵没有反应过来，开始推行她的集权计划；而腾出了余力的“主教韦伯”，终于可以将精力放在教会的主要职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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