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是进入了休养生息状态，曹操、郭嘉、荀彧等人却依然在“搞事情”。
初平四年十一月，曹操的一篇《求贤令》，贴于兖州、豫州各城之中，天下震动。
“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易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求取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汉朝选拔官吏，被选用人既要有仁义孝悌等方面封建道德品质，也要有高贵的家世出身。到东汉中后期，地方选举权被少数公卿大臣、名门望族所控制，他们选士任官往往推荐名望家庭的子弟而不管其学问品质如何，如此使得察举范围越来越狭窄，被察举者也大都名不符实，“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社会上出现了“四世五公”、累世公卿”、“累世经学”的官僚门阀集团。此时的察举制已蜕变为变相的世袭制，成为那些公卿大族维护自己势力，维持特权的工具了。
而对于寒门来说，这个年代虽然有蔡侯纸，但是纸张的成本依然很高，还是不如竹简。所以书本的数量，知识的普及率十分低下，大多都掌握在权贵之家手中。寒门士子好不容易十年寒窗学得满腹经纶，却又因为没有门路而绝于仕途。
而曹操针对大汉选官的积弊，以无畏的胆略，把“德行”、“名节”、“门第”等迂腐无用的选才标准一扫而光，把只用人才、不用庸才的思想推向了顶峰，充分表现了超越他人的气魄和胆识，令天下寒门士子、猛士称道，一篇《求贤令》，引得天下士子、猛士争相投靠。
而士族，却把曹操视作了死敌，在他们眼里，曹操已经侵犯了他们的安身立命的本钱了，他们必须要反抗。
兖州士族被曹操杀了一批之后，安稳了不少，大部分人无胆也无力再与曹操作对。而豫州士族以颍川荀氏为首，颍川荀氏有荀彧和荀攸以及荀衍三人在曹操麾下任职，算是已经把宝押在曹操身上了，只要曹氏称霸，自然不会亏待他们。颍川其他几家也如同荀氏一样投靠了曹操，所以他们和荀氏自然不会与曹操作对。
而且他们也看得出这些变法对他们并无多大影响，只是对于商人的地位提升了一些罢了，只是会分了他们一部分的产业收入罢了。何况，如果经济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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