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雒县打开城门，放华军进入，陶侃在城中歇兵三日，以待李雄做好投降的准备。甄随对此表示不满，说：“既已得雒，当直取成都——倘若李雄假意出降，其实南逃，又怎么办？”
陶侃笑道：“彼若敢逃，举族殄灭——自可由甄将军率兵往追，将军岂不愿乎？”
甄随心说我腿脚要还利索的话，当然希望李氏不肯投降，我好把他们全都杀光啦，只可惜……
三日之后，华军主力离开雒县，进至成都郊外，李雄果然自缚舆梓来降，陶侃乃亲解其缚，命撤其棺，然后拉着李雄的手进入了成都城。
成国——原本历史上，李寿篡位后改号为汉，故而史称成汉——就此覆灭，李雄被押至洛阳，降为朱提侯。
终究李雄并无大恶——实话说当晋末天下大乱之时，李氏在益州自立后，颇为关注民生，尚能保安一方，对于地方而言，其功不下于凉州张氏——所以就不必如晋对待孙皓那样，给个“归命侯”之类极不厚道的恶号啦。
且说李雄既降，李班等亦不能独存，周边郡县，乃陆续降附。自然还有坚决一条道儿走到黑的势力存在，陶侃乃命陆和、周抚等分兵往定。
前后招收李氏降卒不下三万之数，其中巴蜀之民，全都释归陇亩，至于略阳氐和原本跟随李特兄弟入蜀的关西百姓，则计划分批迁回雍、秦二州。
想当年李氏之所以在蜀地造乱，进而割据一隅，除了晋吏的逼迫外，很大一个原因，乃是主客之隙——也就是流民和原住民之间的矛盾。倘若仍将这些流民安置在蜀地，恐怕几代人之内，矛盾都不可解，必然导致地方不稳，盗贼四起，所以还不如赶他们回老家去为好啊。
当初流民乃是因为关西大饥，无奈而入蜀就食——否则谁愿意背井离乡啊。后晋吏逐其还乡，但关西饥荒虽解，社会仍不安定，则好容易跑出来了，谁肯毫无希望地再回去？李特兄弟因此才竖起了反旗。如今关西已平，但是地多人少，正好把这些流民迁徙回去，以实两州。
即便李氏等略阳氐，也多以农耕为主，游牧习性十不存一，既然如此，让他们回老家去屯垦，对于国家和对于个人，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至于巴蜀土著的排外情绪，这问题得另做筹谋，尝试逐步消解，若想要利用主客矛盾来控驭巴蜀，必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巴蜀主众而客寡，李氏乃靠着扶持客民镇定地方，难道华朝还能这么干吗？
所以巴蜀虽定，其事千头万绪，不是那么容易就搞得掂的，而中朝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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