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均到12个月里，等于是一个月都要发表不止一篇的数量。若是平均到发表数量最频繁的半年时间里，那就更可怕了。
这样的发表数量和发表频次，只能说明杨锐的水平远远高于jmc的需求，以至于杨锐的论文寄过去，就会得到优先处理。
在欧美顶级大学，有这种待遇的学者还是很多的，比如著名的哈佛教授，或者知名的剑桥教授，他们要送一篇论文到《jmc》，也就是打个电话约时间的事，专门的审稿都没有意义，最低的底线是，哈佛的著名教授就是发表一篇错误的论文，也比一名普通学者的正经论文有价值。
这就像是商品免检一样，当一名学者的自我要求远超于期刊社的要求的时候，期刊社再去以规章制度卡人，那就是将学者往外赶了。
全世界的期刊不知几千几万种，生物学方面有名的也有几十上百种，是一片残酷竞争的领域，学者中的大拿，是有相当的特权的。
田兵清楚的知道，杨锐就拥有想发就发的特权。
“论文的署名……怎么算？”田兵只剩下这一个需要关心的问题了。
不用杨锐说明，许正平即道：“如果数据和经费来自其他科研组争取的课题，在其他科研组未完全参与的情况下，你们并列第一作者，你的名字可以放在前面，如果其他科研组参与了，其他科研组的名字放在前面。另外，通讯作者永远是杨锐，这样可以吗？”
“可以，可以。”田兵连连点头。
要说起来，这样的条件算不上宽松，但实验室的潜规则就是如此，哪怕老板什么都没做，老板的名字依旧得是通讯作者，除非资金全部来自于你申请的课题。
不说80年代，和裁军一样大裁减的科研经费有多难申请，就是到了连年提高的21世纪，能直接从国家乃至于学校申请到经费的学者都不多。
即使是30年后，普通大学的教授，每年能够申请到的经费都不一定有10万元人民币，而十万元的经费，在一瓶试剂动辄数千元的时代，又能做得了多少研究？
国家科研经费的大头，永远是给了排名在前的学者和教授们了，那些每年拥有数千万乃至上亿元经费的院士或者长江学者，其名下的实验楼往往都不止一个，而他们申请到的经费，自然是要分拨给旗下的学者们。
后者的回馈，除了通讯作者的名头以外，也不能再多了。
80年代的条件更糟糕，获取资金的渠道更有限，科研老板的条件自然更苛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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