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文艺青年，《科学画报》的分量是相当重的，80年代的杂志对人们思维的影响，对人们时间的占用，对人们信息渠道的占有，是前所未有的，每天投寄给他们的文章亦是汗牛充栋，能够脱颖而出，的确很不容易。
《生物圈》虽然有杨锐过去的经验，却是完全由他自己撰写的。
说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杨锐也是颇为骄傲。
景语兰重新刷新了对杨锐的观感，两人谈论的问题也慢慢深入。
到一锅羊肉熟透的时候，杨锐对景语兰的了解已增进两倍由于。
“咱们就在炉子边吃吧，反正就这一道菜。”杨锐掐着时间，将铝锅的盖子打开，放了盐，又搅和一通，笑道：“好像是成功了，咱们一边吃一边聊天，当是炉边谈话了。”
“罗斯福的炉边谈话？”景语兰眼神一亮。
“是。”
“你知道炉边谈话，你从哪里看到的？”
“哪里都能看到吧。”杨锐回答的小心翼翼。
景语兰果然摇头，道：“现在英文系的学生，知道炉边谈话的都没几个人，不少人还以为资本主义就是一成不变的呢。”
“哪有什么主义是一成不变，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癌细胞倒是有可能万岁万岁万万岁，生物体系和政治体系，都不可能。”杨锐失笑的同时，转移了话题。
景语兰的注意力也不在杨锐如何获取信息的，颔首道：“说的对。政治体系不可能一成不变，罗斯福的炉边谈话就是一次明证，听他前七次炉边谈话，谈的都是新政，是社会、工业和劳工的问题，当然，还有他一直强调的救济和复兴，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向*靠拢的改革……我认为，现在的中国社会，最需要谈的也是社会、工业和工人问题……”
她显然对此问题有深入的思考，杨锐也不打扰，就让她自说自话。
说话，在某些时候也是理顺思路的方式。
景语兰说不定能就此发表一篇重量级的论文呢。
杨锐倒不担心她说错话什么的。自80年代开始，因言获罪与学术界的关系就不大了，学者以论文的形式探讨意识形态或者社会经济，差不多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倒是大众媒体，一旦转载了某些文章或节选，往往引起轩然大波。
现实是，一些普通人根本忍受不了的言论，在学术界却连偏激都算不得。
不过，自由的代价向来如此。你要言论自由，你就要忍受青少年看《花花公子》，你要回到石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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