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们在尸检过程中，发现了患者脑内的六个脑包虫虫囊。虫囊大小在1.5CM到5CM不等。
“27个虫囊，每个只有几毫米的大小。这小姑娘命很硬。”老院士对于这个病例如此评价道，“单纯的脑包虫，不太可能导致这种结果。这个小姑娘肯定还有其他的疾病或者异常，否则虫囊不会只有这么小。如果能找到她颅内虫囊保持极小体积的原因，就有可能找到抑制脑包虫病发作的方法——这种发现别说新英格兰了，发一篇自然也是可以的。”
虽然陈天养哪怕在这件事情上出再多的力，也不太可能获得一个通讯作者的署名机会。但他还是为这篇论文大纲倾尽了全力。署名权当然很重要，但人类健康事业的发展比个人荣辱要重要太多。这可不是什么用来嘴上说说的口号，无数医学工作者为了推进人类健康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旁人几乎无法想象的代价。现代医学发展的数百年间，有许多医学工作者用自己的职业前途，甚至用自己的生命推动了无数伟大发现的诞生。最早发现产褥热和医护人员洗手消毒之间关系的塞麦尔维斯医生为了推行现在看起来极为普遍的医生消毒，不但被排挤到离开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医院——维也纳总院，最后甚至沦落到了疯人院中，四十七岁时郁郁离世。最早开展腹腔镜手术技术的德国医生泽姆教授，则因为开展了不需要大开腹的腹腔镜手术，而被开除出了当时的西德外科医生协会。
至于国内的医疗人员就更不必说，那些熟悉而又陌生的名字，本身就是最好的证明。中国外科之父裘法祖，中国器官移植之父夏惠生，中国妇产科学的主要开拓者林巧稚，这些绝大部分普通人从来没听说过的名字，默默无闻的用自己的一生，将中国医学从愚昧无知，人均预期寿命只有35岁的年代，一点点推到了现在人均预期寿命76.34岁的地步。
为了人类健康事业，在医生们之中，从来都不是一句空喊的口号。
陈天养也为了这个目标，贡献出了自己三天的睡眠。虽然没办法和裘老主任比，但陈天养仍然觉得，自己做的其实还算说得过去。
谁让孙立恩这小子和刘堂春一起使坏呢？要是他能老老实实的求教，说不定陈教授还能用更亲切的态度指导他一下。
陈天养带着眼罩，在商务舱里睡的呼噜声震天响。还好今天这趟飞首都的航班上人不算多，商务舱里加上陈天养，一共只有三个人。另外两位都带着自己的降噪耳机，虽然有些不满，但他们至少还能忍受这种噪音——比起波音737客机糟糕的机舱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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