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眼看毫无悬念，可是有葛时简在场。
他觉得不能仅凭尤杏花一面之辞，就算已经在霍赴峡家中搜出了罪庶杰的信件，纸上所书，称已听淮王之令行事，肇兴了绵谷军户叛走，特知报淮王可行下一步计事……葛时简却觉这样的“罪证”太过“明凿”了，试想要是绵谷变乱，真为淮王杜授意霍赴峡、罪庶杰肇生，霍赴峡见淮王杜受疑，意图说服吴顾昭起事，然而仅仅一个右都统，一个御前侍卫，就有把握成事？
这未免，太荒谬。
司马权当然要反驳葛时简的质疑——淮王杜已被软禁，霍赴峡为淮王杜心腹，唯有孤注一掷，霍赴峡担都统之职，且明知今日天子打算设宴款待高丽使臣，宴上，护侍帝君身边二卫，一人为霍赴峡，另一人也可由霍赴峡从侍御之中指任。
吴顾昭要是为霍赴峡所说服，两人与官家最是接近，且能够携剑以防变生不测，大有机会挟持得逞，众侍卫因必须顾忌天子安危，如何敢与两名逆犯相争？他们挟持君帝，就可要胁释放淮王杜，救得淮王杜，一路投奔辽国，岂不得一条生路？
葛时简又问：“那封署名为罪庶杰的书证，霍赴峡读后大可付之一炬，何故存留？”
司马权争论：“往往谋逆者，所图无非权利，霍赴峡虽为淮王党徒，难免不会担心遭遇过河拆桥，留得书证，自是为了提防淮王杜食言。”
“就算凭尤氏的证供，吴顾昭反悔，为霍赴峡灭口，但只要淮王杜招供，霍赴峡依然罪责难逃，哪怕他没有帮手，也必须铤而走险，那么他为何会使御侍去吴顾昭家中察问？他应当明白吴顾昭遇害一事被揭发，且还牵连了兴国公，官家今日必会亲审，设宴款待新罗使臣之事必会延后，霍赴峡又哪里还有贴身护卫的机会？”
“葛少尹也太想当然了。淮王杜若然招供，必当极刑，霍赴峡又何需急于今日便铤而走险呢？他并不担心淮王杜会认罪，却无法掩盖应当入值的吴顾昭无故误值，他身为右都统，岂能不问？
试想吴顾照要不是已生提防，留下尤氏这么个人证，老夫为霍赴峡所陷害，替他顶了杀人之罪，还让淮王杜得以脱身，霍赴峡便大有机会蒙蔽圣听，日后还怕没有机会弑君么？”
“事涉亲王罪否，断不可以猜测及一婢女片面之辞定案，臣建议，官家当亲审嫌犯霍赴峡。”葛时简仍然坚持。
“葛少尹断元家一案，不也是仅凭供辞定罪？”司马权也是恨极了葛时简这绊脚石。
“元家之案，梁氏为被告，她的认罪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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