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德之治、“君子当国”依旧抱有想法，简单地讲，就是想走“回头路”。
从平康二年春闱取士的情况就可窥一二，由李沆作为总监的这次大试，比起往届，在取士比例上就有比较明显的变化。最显著的一点便在于“明经科”人数，足有33人，这可是几十年来第一次，同时，如医科、工科、农科的取士人数，几乎回到开宝中期的水平
不那么显著的，则在于考试内容的变化，在保留既有法律、算术、实务、策论等基础考核大项的同时，增加了不少儒史经典、圣贤教义。而增加的部分，恰恰成为了拉开本届士子水（分）平（数）的原因，在过去几十年大汉的科考环境熏陶下，总有一部分考生，有“基础不牢”的问题。
因此，平康二年科考，也成为了几十年来，争议最大的一届，堪比最初世祖皇帝提出“实务论”，并把农、医、工这样的科目堂而皇之地摆上科考的殿堂。
以李沆为代表的一批掌权者，做出如此变革，其目的显然是为了迎合乃至收买那些“传统文人”。
诚然，大汉帝国的思想界与学术界，经过世祖皇帝几十年的修正，以及太宗皇帝十数年如一日的坚持，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也由此诞生了各种新思想、新理论。
地方上更出现了湘学、闽学、浙学、睢阳、齐鲁、燕代、关陇等一大批“新学”，这些新式学派也或多或少迎合着统治者的意志，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湘江学派。
但不可否认的是，信奉传统思想、坚持旧学的读书人，依旧不在少数，他们数量庞大，在思想上，在知识的解释权上，依旧占据了极重的话语权，并且，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属于寒门、平民。
如李沆者，从世祖时代起就很吃香，仕途上也是顺风顺水，一路高升，本身的素质自然是足够的。能受世祖、太宗两代帝王的看重，甚至成为遗诏辅臣，其见识、能力也必然是受认可的，绝不可能是那种食腐不化、抱残守缺之人。
而他之所以开始撬动帝国实行了几十年来的取士制度与原则，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早就发现了现行取士制度下一个极其严重并且越来越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对寒门子弟、下层士人越来越不友好，那些注重经验、实操的科类、题目，要求太高，并且越来越苛刻，根本不是普通读书人能达到的。
早年的时候，帝国人才短缺，也确实需要一批务实的干才来做事，即便经验不足的读书人，也能比较轻松从各地官府，获得一份“吏”的工作，得到一定锻炼，获取一定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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