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这一部分权力按照改革制度是归往刑部的，但后来皇帝赵顼在司马光的建议下。没有恢复审刑院制度而是将这部分权力划归到大理寺，从此大理寺地地位有了显著的提高，在司法上决非刑部一家说了算了。
王静辉心目中的司法体系没有实现，不过总算是开了一个好头，不像司马光和王安石。他最大的优势就是年轻，他有的是时间来等待最佳地机会来实现心目中的司法体系，不过换句话来说他所想的未必是正确地──历史上王安石的经济思想在这个时代恐怕是无人能够出其右的。但是最后的结果却是非常的糟糕，可见先进未必正确，只要符合现实需要就是最好。
在大宋中央官制改革过后，王静辉立刻上章朝廷，希望能够专门重修有关经济方面的法律，以便基层官员审案定案有一个可以衡量的标准──大宋不能够跟上高速发展的经济一个在于其政治制度，另外一个便是司法制度的滞后了。王静辉知道中国古代法律自成一体，后世成为东方法系深刻地影响了东亚各国，不过因为古代中国对商人的歧视。所以根本就没有后世所谓的民法和商法，而后世西方各国在工业革命的时候尽管生产力与现在的宋朝水平相差甚远，但由于其对商人的重视程度，很早的便有了后世现代商法的雏形。
现在历史已经改变的太多，就宋朝现在的发展形势，就算以后东北女真和蒙古崛起那也对大宋构成不了什么威胁，光是耗也能耗死他们──历史上的南宋尽管军事上非常吃憋，但蒙古人征服南宋所花费的时间是最长的，几乎用了半个世纪才达到目的，而同时期的其他各国除了金朝还能够支持的时间长些之外，用了二十二年才达到目标，其余各国在蒙古铁骑下从来没有支持超过十年的，基本上是五六年就被覆灭了。有了这样的对比，在某种意义上也不能说宋朝是窝囊宋，它的军事实力还是非常强大的。
在外部环境比较安定下，在王静辉眼中除了要大力发展军事以期收复燕云之外，最重要的莫过于发展商业经济了，他不知道会不会以后出现资产阶级，但无论采用那种政权，国家就是抵御外辱，对内让百姓生活的更好，事实上到了后世的时候中东国家也是帝王制度，因为国内富裕也很难说的上它就是落后的。
想要发展经济就要面临法制问题，人的贪婪是无止境的，有人的地方就有纠纷，更何况商业领域更是如此，专门的商法编制势在必行，而相应的民法等等法律也要尝试从刑法中分离出来，就算在王静辉有生之年做不到，也要积累相应的经验留给后人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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