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中留出多少，才能补贴劳力不足之家，使其不至于心生怨恨，铤而走险。要算出每年雇佣多少民壮，才能修整河道，平整道路。还得清楚要多少开销，才能完成陛下所托的教化万民之责！”杜规向南方拱了拱手，义正词严地补充：“如果做官只是写写诗，拍拍上司马屁，恐怕人人都能做得，何须委屈诸位高才？做了这般糊涂贪佞官，逼得百姓怨声载道，我们行为，与那蒙古人有何区别？换句话来，任由如此糊涂官员当道，做我大宋百姓，与做蒙古百姓有何差异！”
“你，大逆不道，大逆不道！”如同油锅里溅了滴水，人群立刻炸了开来。叶旭等人虽然被杜规挤兑得无地自容，但本能的反应，还是斥责杜规的说法目无君上。
“是不是大逆不道，咱不清楚。约法里也没有这一条。咱老杜没读过多少书，心里却明白，这当官的是百姓雇的小伙计，拿着百姓的血汗钱，若不能为百姓做些实事，甚至祸害地方，无论有心无意，都是昧了良心的王八蛋。诸位骂老杜时，先拍拍胸脯想想，这几千年来，是百姓养活了咱当官的，还是咱当官的养活了老百姓！”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从小到大，大宋的读书人受到的都是这种教育，无论其出身王侯之家，还是在农村野地，凭着父辈的血汗钱供养寒窗苦读后一举成名，都在心里把自己归类为劳心者，归类为众人头上的精英。却从来没人想过，到底是精英们哺育了百姓，还是精英们承受了百姓的供养。
在福州，胆大妄为的杜规借着发号牌的机会，给他们上了破虏军第一课。无论杜规的话能否被其接受，人们的观念中，除了天地君亲师外，至少被强塞了个百姓二字。
《临时约法》规定，所有大宋百姓生而平等。但是，约法中并说明如何实现平等，并未指出任何道路。在杜规眼里，这条约法比起佛家的众生平等还虚无。但杜规在不知不觉间，向他人灌输着同样的道理。（请大家到.com支持酒徒）
非但他，破虏军乃至大都督府很多人，都在不知不觉间，强化、传播着文天祥的理念。这个过程中有反复，有磨合，甚至有阻碍，但那些烽火岁月里，以文天祥为核心，很多理念不知不觉间向外扩散开去。
过程中，有人承受不了新观念的冲击而离开，有人愤然走到了文天祥的对立面。但无论如何，新的观念以各种方式由《天书》走到了人间，慢慢生根，发芽，开花，结籽。
把冗员们连哄带劝送上前往邵武的客船后，杜规匆匆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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