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间，大伙觉得自己先前的举止非常愚蠢。光顾着向彼此身上泼脏水，却忘了眼下福建和两广实力最大的不是商家，不是儒林，而是文天祥极其领导下的军人和地方官吏。
军人们有击败蒙古人，恢复两广与福建的赫赫战功。最初选举出来的那批地方官吏们，亦有与破虏军共患难，为了百姓不顾牺牲身家性命的义举。这片残破的江山是他们打下来的，是他们守住的，论起功劳和民望来，谁也没有他们大。
如果他们提出来，与国无功者无权参与约法，那么，眼下嚷嚷得最欢的儒者们，将第一个被从约法大会中剔除出去。他们参政的理由甚至不能和商人比，商人们好歹还为国捐献了一笔财物，顶着赈灾的美名，而儒者们，除了给大都督府添乱外，什么好事都没有干。
几乎在一夜之间，报纸上的文章纷纷转移了口风。互相攻击的犀利文字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互相恭维。有几篇不署名的文章以推心置腹的口吻，赞颂了商人们在抗击瘟疫和赈济灾民过程发挥的作用，认为虽然有不法者哄抬物价，囤积居奇，但作为一个整体，商人们大多数还是好样的。至于过去种种不肖行为，都已经是过去，如今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商人们重金雇佣的喉舌也投桃报李，认为儒林中虽然多有不肖人物，但古今大贤大圣，也多出自儒林。甚至连被儒者们不动声色开除出列的大宋丞相文天祥，和福建安抚使陈龙复，也都被悄悄地贯上了当世大儒的名号，成了儒林公认的新领袖。
大儒们立刻撰写文章，认为福建大都督府发展到今天这一步，士工农商，皆曾为其尽力。虽然有人的作用很显赫，有些人的作用暂时看不出来，但毕竟大伙都曾为国出了力。治国之策，应该考虑到所有出力者的想法，而不能是单凭功劳显赫者说得算。
文天祥不是曾经问过大伙打天下的人是否一定就得掌握治理天下的权柄的问题么？儒者们迫不及待地引经据典给出了非常肯定的答案，“政者，众人之事也。故国以民为本，政以民称便，而非武功之红利也！”。他们认为，打天下主要靠武人，但治理天下与领兵打仗并不是同一门学问，打天下与治理天下，没有必然的关系。为了把国家治理得更好，国家应该广开门路，选贤与能，而不应该把天下权柄论功行赏。否则，那就和北元的强盗分赃般治国方法没有了区别。
儒者们声称，纵观古今，在治理国家，延续国运方面做得最成功的，还是儒学。所以，约法大会应该订立儒学的地位，以新兴的理学为治国根本。同时，给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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