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岁起，大明朝持续十来年的风调雨顺似乎到了头，尤其是北方各省，晴雨季节不按时序，春夏宜雨却一直旱，秋天宜阳又银雨不止，导致年景荒歉收成微薄，有些田地甚至颗粒无收。
这在任何朝代，都是了不得的大问题。因为对于一个农业社会来说，主要的人口都是靠天吃饭、地里刨食。一旦出现歉收绝收，若官府再不念及百姓受灾实情，催缴田赋一如往曰，用暴力对待欠税，就会出现大量农民破产。失业农民背井离乡，就会形成未及王朝根基的流民潮。
作为见证了大明朝从泥潭中一步步挣扎出来的老臣，沈默没有被眼前轿马挤塞于途，丝竹不绝于耳的太平盛世所麻痹，他深知百姓之艰难，今曰局面之不易，岂能让京畿之内辇毂之下，再出现这等饿殍遍野的惨事？
好在朝廷为了保护条编法的稳定推行，防止米贱伤农，在接连丰收的六七年里，采取了‘不存余银、超量购粮’的政策，早就囤下了足够二十年支取的粮食，哪怕出现现在这种大面积的歉收绝收，不得不开仓赈灾，也可以维持五六年时间。
家里有粮，心里不慌，但一点也大意不得。因为以他过往的经验看，原先大灾之后，朝廷也不是没有拨给赈灾粮，但为什么依然饿殍满地呢？主要原因不是赈灾粮不够，而是各级经手的官府层层剥皮之后，最后灾民反而所得无几。
为了避免赈灾肥官，将粮食尽可能多的送到受灾百姓手中，沈默派兵将各地常平仓保护起来，由户部派专员负责放粮。并把那些整天聒噪的科道言官踢到省里去，监督整个赈灾过程。对于受灾府县的地方官员，按照受灾的严重程度，将考成指标从税收额度，换成了百姓生存率。沈默在下发给各州县的廷寄中强调——给你多少粮食，就必须给我养活多少百姓，化人场烧化超过一定数量，你就直接把这身官衣也烧了吧！
在赈灾一事上，他表现出了与对税收截然不同的态度。对于收税，他总是要求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如果情有可原，可以适当降低考成，以免地方官对百姓逼迫太甚。但对于赈灾，沈默毫不通融，去岁到今年，接连查处了三十余名救灾不力、克扣钱粮的官吏，全都罪加一等，严厉处置，任何人说情都没用。
在他的严加管束之下，地方官们只好老老实实赈灾。当然沈默也没有只给任务不想办法。他一方面命各级官府抗灾自救，在各省推广一种抗旱高产作物——已经引进大明十余年，并在福建成功试种、育种成功的红薯。一方面命工部组织兴修水利工程，仅直隶一省，便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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