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嘉靖帝寝宫走水的第三天，袁炜的命题文章《濮议》新鲜出炉了，要说大明一支笔的名头，那绝对不是盖的，一篇文章写得花团锦簇不说，还考据严实，逻辑缜密，让反对者没法挑出毛病来。
他重点描述了王珪，从最早坚持认为英宗应称濮王为‘皇伯’，到后来转而同意改称‘皇考’之间的心路历程。认为王珪后来的幡然悔悟，才使濮议之争尘埃落下。
然后又总结王珪的一生，说他以文辞才学进用，文章繁富瑰丽，自成一家，朝廷重大典策，大多出自他的手笔，士林都很称赞他，两制更是以其马首是瞻，但柄国十五年竟毫无建树，还落了个‘三旨相公’的名头。
所以袁炜得出结论，作为对生平客观评价的谥号，《谥法》记曰：尊贤贵义曰恭；敬事供上曰恭；尊贤敬让曰恭；既过能改曰恭；执事坚固曰恭；爱民长弟曰恭；执礼御宾曰恭；芘亲之阙曰恭；。尊贤让善曰恭。可见恭乃一华贵却平庸的字眼，却正好定义王珪的一生。
但作为王珪政治生涯中，最为重要和波折的一笔，濮议之争不可能不被考量其中，那么他与皇帝持对立观点，为什么会被称为‘恭’呢？难道是‘持事坚固曰恭’？显然不是，因为濮议之争之所以平息，是因英宗对王珪许以宰执地位，使他改变了态度，转而支持英宗认爹。为了个人的政治利益，却置于道义是非于不顾的王相公，如果不是反讽的话，就只有‘既过能改曰恭’可以解释了。
最后言明主旨道：‘既然宋代官员都认为王珪‘既过能改’了，那不过的一方自然是韩琦、司马光，以及宋英宗陛下了，所以宋英宗当年的作法是正确的！’文章到此戛然而止，但言外之意昭然若揭——那就是，既然宋英宗追封生父皇考是正确的，那当今圣上敬法先贤，也就无可非议！
这篇迟来二十年的文章，给嘉靖皇帝带来莫大的心理安慰，也彻底封死了将来有人想要再翻案的可能。嘉靖自然龙颜大悦，命人将其悬挂在暂住的紫光阁中，并明发天下，令百官讨论后上疏畅言。
作为奖赏，嘉靖授意徐阶，开始运作袁炜入阁一事。一时间朝野侧目，袁部堂如旭曰东升。朝野对袁炜的风评却不好，其实他也没做什么出格的事儿，不过是别人看他靠着几篇马屁文章，竟能位列相辅，心理不平衡罢了。便有人借他的《濮议》，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文恭公’，讽刺他靠写文章、拍马屁上位。
那给他起绰号之人，十分的不地道，因为‘文恭公’的谐音是‘文公公’，十分的侮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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