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北洋下船的旗军、商贾中有人感染另一种瘟疫，百姓普遍认为这种瘟疫是由于久旱带来的瘟疫，京师的医师经临床诊断判断这种病症初起寒热痉挛、次变黄斑、狂躁，多有病死者。
经陈实功辨认，这种病是他们的商人从南亚带回来的，为原住民高发的瘟疫，被东洋军府定名为黄热瘟，是不怕天花的旗军最高级别预防瘟疫，它致死率不高，但传染性强，极其影响战斗力。
万历亲笔将这些历年瘟疫报告总结起来，深感肩上责任之重。
每一次瘟疫，在朝廷公文占比实际很小，通常在报到他案头时只在占一句话。
受限于过去信息传递速度，同样是灾害，水灾、旱灾，在地方大员汇报给朝廷的公文中占比较大，风灾、瘟疫则相对更少，因为瘟疫报到朝廷再发回去，基本上就过去了。
事实上中原王朝自古以来与瘟疫对抗的战争一直在持续，这甚至就是中原王朝官僚系统的主要作用，对抵御瘟疫有足够的先例与预案。
帝王从汉代的文帝、元帝、成帝、桓帝都因瘟疫下自责诏书，命官员减少吃喝玩乐、削减马匹坐骑用于赈济感染瘟疫的灾民，汉平帝为对付天花，是第一个下诏‘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以隔离手段治疗瘟疫掐断传染，同样用于隔离的‘病迁坊’也出现在汉代，到唐代叫‘病人坊’。
宋代发生瘟疫，由地方衙门组织医生义诊、诊金由衙门支付，所有派往边塞将官皆需携随行医官，预防军中疾病。
甚至包括历朝历代盛世修典的习惯，医书始终位列其间。
一切的技术也好、科学也罢，都是由需求推动的。
见到问题、认识问题、解决问题，乃人之常情。
地方官府对瘟疫有良好的解决手段，也正因如此，其在公文占比较小、不易受人重视，一旦重视，为时晚矣。
从来没人把这么多瘟疫联系到一起，大多数人身居乡中，对临近县内的情况还要晚半个月才知道，遑论周边诸省之大事。
甚至连有途经知晓一切的万历皇帝，将这一切联系起来的契机，都是陈实功回京给他带来的那些东洋军医院解剖大全，让他对医术产生些许兴趣，这才关注到一直以来肆虐于天下的瘟疫。
让他认识到这是一场战争的，则是陈沐来自东洋军府的信，让他说出：“欧罗夷，也受大疫？”的疑问。
“陈医师，你说欧罗夷之黑死病，与我之大头瘟乃同种瘟疫不同叫法，那它们就是同一个瘟疫。”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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