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事，劝他告老还乡，自留体面。
其二，便是在事态失控之前，上报最近一级的上级行政单位，如郡守府等，让郡守出面，暗中把这个祸害百姓的县令处理掉，将此事的影响控制在最小。
说白了就是无论如何处理，都要保证该县正常运转，不被县令落马的事弄的人心惶惶，政府停摆。
封建时代，稳定，长久的稳定，才是亘古不变的重中之重。
但有了这么一层竞争关系，作为竞争对手的‘我’，可能就不会再考虑‘控制事态影响’了。
原本能上报的郡守府的，‘我’可能会往丞相府汇报；原本能报告御史大夫的，‘我’可能会直接捅到廷尉属衙前，反正就是不嫌事儿大，无所不用其极把事情闹大就行。
在‘我’的围追堵截下，竞争对手自然是身败名裂，‘我’也在郡都邮的竞争中强势胜出，但此事引发的社会影响，却是在直接透支整个政权的公信力，以及威信。
而这种状况，甚至还是官场竞争中相对良性、相对有节操的竞争方式——要是‘我’没下限一点，那完全可以无中生有，污蔑竞争对手做了xxxx事。
等将来，如果‘我’在竞争中胜利，那对于已经成为上司的‘我’，竞争对手自然是不敢乱来。
即便是失败了，有人问起‘你怎么污蔑xx呢？’，‘我’也可以大手一挥：嗨，我这是听信了小人谗言啊~
那人又问：小人？是谁？在哪？
而这个问题，显然不会得到‘我’的正面回答。
这，才是华夏官场排斥、反感越级汇报、越级举报的根本原因：动机不纯粹。
反过来，到皇帝刘弘这里，那就是反过来了——不能向下越太多级考察。
倒也不是说，汉室的官员人均和珅，不想让刘弘看到百姓真实的生活状况，而是皇帝向下越级考察的举动，往往会被理解为‘鼓励百姓、官员越级上报’。
道理再简单不过：隔壁县的某某县令被皇帝定向反腐，县尉当场晋升为县尉，那你同样作为县尉，看向县令的眼睛会不会带上些许不怀好意？
——只怕是当天晚上，就要有一封匿名举报信被送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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