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三年六月底，皇上下发圣旨，加收剿饷。
郑勋睿看着桌上的敕书，想起明末三饷，明末三饷为辽饷、剿饷和练饷。
辽饷自万历四十六年就开始征收，名义上是为了辽东的战斗支出，平均每亩地加征九厘，崇祯四年的时候，又提高到每亩地一分二厘，每年可以多征收农业赋税六百六十七万两。
皇上下旨开始征收剿饷，就是对付流寇的，每亩地增加五厘，全年可征收两百八十万两。
至于说练饷，因为郑勋睿的穿越，迄今尚未开始征收。
郑勋睿明白，这肯定是杨嗣昌的意思，十面埋伏、四正六隅的战役，需要大量的钱粮，朝廷拿不出来那么多的钱粮，于是负担就转移到百姓的身上去了。
严格说起来，明朝的农业赋税，并不是特别重的，与之后的清朝比较起来，不算是特别多，且大明的官吏一直都呼吁朝廷不应该与民争利，必须要藏富于民，更因为明太祖朱元璋知道农民的辛苦，故而赋税定的不高。各级的官府若是严格按照赋税之要求征收，绝大部分的农户是能够承受的。
可惜实际情况绝非如此。
崇祯年间大规模的灾荒，已经将百姓逼到了绝路之上，很多地方赤地千里，就算是朝廷免去这些地方百姓的赋税，百姓都是活不下去的，故而增加剿饷，等同于饮鸩止渴。
其次就是人祸，朝廷决定征收剿饷，每亩地增加的赋税是五厘，可到下面实际操作的时候，就会变成一分左右，地方官吏可以从中大肆贪污。甚至出现了有些地方已经征收起来了剿饷，却言当地百姓困苦，无法征收剿饷。
大明的农业赋税的确不高。但苛捐杂税高的出奇，因为流寇的骚扰。也因为后金鞑子的侵袭，各地官府想方设法的以练兵或者加强防御的名义征收苛捐杂税，而这些苛捐杂税的数量，往往是赋税的数倍以上，这就让老百姓无法承受了。
农户本就无法承受苛捐杂税，土地的兼并让他们的负担更加的沉重，大明有功名的读书人，可以少缴纳甚至是不缴纳农业赋税。进士、举人和生员，分别按照朝廷的规定，可以免去多少田亩的农业赋税，正德年间之后，士大夫阶层基本不缴纳农业赋税，这是朝廷优待读书人的举措，可惜这样的举措，被士大夫充分利用起来，他们开始大规模的兼并土地，农户因为无法承担沉重的苛捐杂税。心甘情愿将土地卖给士大夫和商贾。
赋税的总额是不会变化的，也就是说官府需要征收到的粮食和银两数目不变化，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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